一个美国人的中国情结 | www.wenxuecity.com

 
1999年8月初的一天，我正坐在悉尼市中心的办公室里埋头写稿，我们的老板李伟林先生兴冲冲地走进来说：“刘扬、辛夷楣，你们看，我们收到一封信……”李先生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看他如此激动，我和总编刘扬赶紧围上来看信。那是一封中文信，打在纽省大学的信纸上。信中说：他是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印尼文系高级讲师寇致铭，非常喜欢我们的报纸，认为我们的报纸有很强的澳洲特色与文化气息，代表了澳洲华人知识分子的心声，他曾从我们的报上选了一些文章介绍给学生。信的最后说：你们的报纸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宝贵的角色。我从美国来，悉尼对我是个陌生的城市，你们的报纸让我觉得非常亲切，我觉得我可以在这里扎根……
我们的《东华时报》是一份容量很大的中文周报。我们不但登载大量新闻，还刊发关于澳洲时事与人物的深度报道，更有澳洲作者撰写的小说、散文、随笔、评论以及诗歌等等，深受广大华裔读者欢迎。可是，我实在想不到，一位西方人，一位英语是母语的汉学家也这么喜欢我们的报纸，而且对我们的报纸评价如此之高。李先生和刘扬也感叹不已。我说：“我要去采访这位寇致铭，他跟我们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李先生马上说：“是该去采访他，这个人眼光独到！他的信对我们真是很大的鼓舞！”
我立刻打通了电话，约好了采访时间。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在纽省大学的校园里找到了寇致铭。他身材高大，讲一口发音纯正的普通话。他心中浓郁的中国情象暖风一样笼罩着我，感动着我。
 
父辈的中国情结
寇致铭的外文名叫乔恩·尤金·冯·寇瓦利斯（Jon Eugene von Kowallis），他的祖先是奥地利、德国、爱尔兰、俄国以及美国印地安人。他告诉我，他的姓寇是他的第一位在美国的中文老师，台静农的儿子起的，后来他在北大学习的时候叫寇志明，最后他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他的老师，台湾的密宗黑教林云大师给他改成寇致铭。林云大师在美国讲经时，寇致铭曾担任翻译。寇致铭用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旧日的老师。
我问他：“你父亲祖籍奥地利，又怎么去了美国呢？”寇致铭用流利的普通话讲起了他的家族故事，间或有个别字词，他才使用英文。
寇致铭的曽祖父是奥匈帝国的伯爵，很有钱，孩子也特别多，祖父年轻时曾经当过骑兵。十九世纪后半叶，奥匈帝国已经走向没落。祖父无法再依赖日渐衰败的家业，决定离开欧洲，携妻去美国寻求发展。在纽约扬克斯，他们夫妻开了一间附带餐馆也卖酒的旅馆。1897年，寇致铭的父亲约翰出生在纽约。说到这儿，寇致铭笑着补充：“那年是光绪23年”。在父亲三、四岁时，他们全家搬到宾夕法尼亚州。祖父信奉东正教，他听到有些工人的太太哭哭泣泣地说他们的丈夫变成了酒鬼，把小孩吃饭的钱都花光了。祖父觉得卖酒不是教徒应该做的，就想干些别的谋生，只好到工厂检修机器。
寇致铭的父亲在宾州长大。1914年高中毕业后，他去俄亥俄州北方大学读工程系。他大学毕业那年，正好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就毅然从军。因为他是大学生，学过土木工程，会德文，美国军队（佛吉尼亚团）就让他先去上军官训练班，还给了他中卫军衔。他被派往战火纷飞的法国。在法国前线，他负责修浮桥，并看到了中国派去的义务军。那时战势非常紧张激烈。他深感，中华民国能派出义务军远赴欧洲提供援助，很了不起。战争结束之后，1919年的巴黎和会竞把中国的青岛割让给日本，他义愤填膺，觉得对中国太不公平了。寇致铭小的时候，父亲把这些事情讲给他听。
1919年，寇致铭的父亲从欧洲回到美国匹兹堡。当时经济不景气，父亲一面在工厂工作，一面在卡内基大学夜校攻读硕士学位。他担任工程师以后被派到芝加哥。那时，芝加哥的唐人街虽然并不繁华并且时有帮会争斗 (Tong Wars)，但却是他的流连之地。他喜欢那里的中国氛围，还和常常光顾的一家洗衣店的华人老板成为朋友。两三年以后，他回宾州结婚，生下寇致铭的哥哥杰克，不想，八、九年后，他的妻子竞患心脏病去世了。
四十年代，寇致铭的父亲在匹兹堡郊外的一个大钢铁厂担任总经理。也就是在这里，他与一位比他小三十岁的姑娘堕入情网，1949年，他们结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钢铁厂的老板大为高兴，喜滋滋地等着发战争财。但是，寇致铭的父亲却直率地表示，美国不该在朝鲜登陆，美国一旦参战，就永远不可能撤兵。他相当有远见，美国兵不是至今还驻在南朝鲜吗？因为政治观点分歧，他与钢铁厂老板的关系日益紧张，最后他决定放弃高薪，毅然辞职。父亲找到了其他工作，但是薪水不高，母亲就去匹兹堡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然后在小学教书。
 
中学就迷上鲁迅
1954年初，寇致铭出生在匹兹堡郊外的甜水镇 (Sewickley)。他在那附近读小学，又读中学。1966年，当他还在读中学时，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他读到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的马思聪的文章。这位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因不堪造反派的迫害，在友人的帮助下逃到香港，然后又到了美国。读了马思聪的文章，寇致铭产生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强烈欲望。他想起父亲给他讲过的有关中国的事情。在匹兹堡大学的书店里，他找到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后来在图书馆借到了《大河彼岸》。《西行漫记》写的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大河彼岸》写的则是六十年代初年的中国，在书后的扉页上，还有一个书目，并且提到旧金山的一个书店专门进口中国大陆书籍。
寇致铭就根据那个书目订购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鲁迅小说选》。鲁迅小说选寄来了，上面有警告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知晓，该书店是中国大陆的代理 （英文用的字是 agent，也有特务的意思）。这实际上是故意吓人。寇致铭当时只有十五岁，却很有主见，他一点也没有被吓倒。他觉得这种警告相当荒谬，不值一顾。当然他以前也看过关于中国的书籍，譬如说赛珍珠的《大地》。但那部《鲁迅小说选》却让他爱不释手，惊喜痴迷。他反复阅读，不断琢磨，对中国文学中国社会兴趣越来越浓。
那时，美国政府正在国内拼命征兵，强迫美国男青年去越南打仗。政客们扬言，打越南其实是打中国，如果光打越南，美国早胜了。因为有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援，北越才如此强悍难打。有些右派政客则宣扬，美国一定要控制越南、柬埔寨以及老挝，防止中国扩张甚至占领澳大利亚。寇致铭对同学们说：“我不相信这些政客的话。既然中国要扩张，要打美国，他们为什么还要打文革这种内战呢？”
寇致铭的很多同学不赞同他的观点，甚至认为他是在反对美国政府。寇致铭却心想，这些同学盲目跟着美国政客跑，如果被征兵在越南打死了，大概会象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要被枪毙了，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觉得美国人太不了解亚洲，太不了解中国了，这实际上使美国人自己很吃亏。他决定，要上大学研究东亚，学中文，进一步了解中国与中国文化，将来当一名教育家，帮助美国人了解东亚，不要变成战争的牺牲品。
1971年，寇致铭高中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被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研究系录取。他是那年当地公立高中唯一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研究系世界知名。名教授夏志清就曾教过寇致铭现代中国文学。
寇致铭高中一毕业，就到匹兹堡大学暑期班学中文。中文老师是台静农的儿子。有一天寇致铭请教关于鲁迅的狂人日记里吃人的象征意义。寇致铭以为象征着帝国主义国家要瓜分中国，把它吃掉。台先生说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指中国社会里的一种人。”台先生惊讶十七岁的美国人会知道这个小说，就讲起当年他父亲认识鲁迅，鲁迅到过他们家，不小心把熱茶倒在他身上了。寇致铭随口问：“是吗？”台老师就要把衣服解开给他看伤疤。寇致铭连忙叫：“不用，老师。我相信！”但可惜的是台老师以后再也没讲鲁迅的小说，很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冷战中大学的政治气氛，再说他父亲在台湾而当时鲁迅的书仍被国民党查禁。
中文真是难学，特别是中文字，对美国人实在太难记了。寇致铭几乎要打退堂鼓了，但是对鲁迅作品的热爱使他不想放弃。他读鲁迅作品原文时，觉得鲁迅用中国字，用得很有意思。当时，他看的是威廉·莱尔 （William A. Lyell）编的《鲁迅读本》。这本教科书编得很好，寇致铭越读越有兴趣，越读越想继续学中文。
1974年，寇致铭只用了三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中国语文文化学士学位。哥大东方系老师用英文讲课，也没有重视中文对话课。因此，几年下来，寇致铭可以读中文书报，也可以读鲁迅作品了，但是中国话却说不利索。他觉得这样不行，他想去中国进修，但是“文革”尚未结束，他就申请去台湾。
 
赴台湾与大陆深造
1974年，二十岁的寇致铭去台湾师范大学深造。七十年代的台湾还在戒严，政治控制仍然相当严厉。寇致铭到达的前一年，台大哲学系的教授陈鼓应只因听了一盘介绍中国大陆情况的录音带，即遭软禁，不允许在台大教书了。年轻的寇致铭与几个外国学生则不管这一套，他们经常跑到陈鼓应家去求教。后来，陈鼓应就定期给他们讲庄子与列子。寇致铭与陈鼓应的师生谊一直延续下来。寇致铭也是通过陈鼓应的介绍认识了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以及诗人高准。后来，陈鼓应想在中国大陆出版他修改的《庄子今注今译》，书稿也是交给寇致铭带到北京。1981年8月，寇致铭到王府井亲手把书稿交给中华书局的编辑。
寇致铭很遗憾地说：“1970年代的台湾，大家都很害怕，气氛不自由。有些朋友叫我不要去见台静农，因为他不敢讲鲁迅。我怕影响他老人家，所以没去拜他为师，到现在还觉得很遗憾，因为我当时是他儿子在台湾唯一的美国学生，按道理应该拜访他，我想他也会很高兴。台静农对鲁迅作品的了解那么深，而一个字儿都不能讲，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大悲剧，是白色恐怖产生的。”
在台湾住了两年，寇致铭的中文长进不少，普通话讲得流利多了，回美后在美国国务院的口试上考到满分（第五级）。据说，以前美国白人还没有人考到这么高的分数。
1976年9月，寇致铭得到美国国会奖学金，去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跟罗锦堂导师修读中国文学硕士学位。罗教授原籍甘肃，是台湾教育部的博士，研究元人杂剧的。寇致铭因此也对元杂剧很感兴趣。他的硕士论文题目则是“鲁迅旧体诗全英译注”。 后来，他决定将硕士论文修改成专著——《诗人鲁迅》(The Lyrical Lu Xun)。
寇致铭认为鲁迅的短篇小说是语言运用的典范，他也一直着迷于鲁迅白话文著作中使用的文言短语。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鲁迅的风格极具创新性，但他的语言常会出现文言文，因为他的一些反讽语言依赖的就是新旧之间的相互纠缠……这就引起了我对鲁迅‘纯’古文作品，包括他的早期文言论文的研究兴趣。”
寇致铭还谈到：“可以说我最初写《诗人鲁迅》的动机来自一种对于探究鲁迅‘复杂意识’（林毓生后来的说法）的渴望。我认为鲁迅大量引经据典的旧体诗能够使博识的读者看到他的内在精神和个人情感。这是为什么我花费很多时间翻译和注解他的诗歌。有些诗我译了多遍，不少注释我也花了几年时间斟酌。我对比了很多中日学者就某些具体诗句所写的全部评论。”
在这部专著中，寇致铭不仅给鲁迅的旧体诗做了大量详细的注解，还用“直译”与韵文诗两种形式把它们统统翻译成英文，并且写了详细的鲁迅生平作为序。《诗人鲁迅》1996年被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得到很多学报的好评。他对鲁迅旧体诗的翻译也得到学界的认可推崇。几年前，有一位在英国的中国学生用寇致铭对鲁迅旧体诗的翻译作为硕士论文题目。
1978年8月，寇致铭在夏威夷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又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一次，他以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为研究对象。他在伯克利半工半读，先在图书馆工作，后来又当助教，教大学三年级的中国文学，讲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和散文。
1979年中国打开了国门，1981年寇致铭终于有机会去他朝思暮想的中国，到北京大学进修中文，并且继续做他的博士论文。
我好奇地问他：“那时，你已经去过台湾了，你对中国有什么印象？”寇致铭激动地说：“中国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大，是广阔，是一个泱泱大国，就象从前的奥匈帝国一样。80年代初的中国很开放，气氛自由，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控制远不如70年代的台湾厉害。我当然很兴奋。”
寇致铭一方面在北大学习，一方面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他的导师孙玉石是王瑶的学生，研究鲁迅的《野草》。两年后，寇致铭又到北京外文局当上了编译专家。在去外文局之前，他有机会认识了仰慕已久的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早在中学时代，他读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就是《鲁迅小说选》，而这部小说选正是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现在，能与他仰慕的这对翻译家结识，他当然十分高兴。他没有想到的是，与杨宪益、戴乃迭的结识为他打开了一扇门，使他结识了北京的许多知识分子，使他彻里彻外沐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里。
     寇致铭很兴奋地告诉我：“杨宪益是一位天津银行家的儿子，赴牛津大学念书。他学识渊博，博闻强记，谈吐特别风趣。戴乃迭的父母曽在中国当传教士，她在中国长大。她是牛津大学主修中文本科的第一人。这对中西结合的夫妇十分好客。那时，我到他们家喝酒聊天，在那里碰到许多中国作家、画家、文艺界人士，气氛十分自由，有点象巴黎的沙龙。后来我在中国大陆一直住到1984年十月底，跟陈鼓应老师一起参加了10月1日的大阅兵。你还记得吗？游行队伍中有人举着‘小平，你好！’的横幅？”
 
东方主义危害美国
1984年底，寇致铭回到美国。他先在加州洛杉矶大学替正在休假的林培瑞教授代课，教了两学期中国文学，然后又回加州伯克利大学教中文。1989年底，他完成了关于清末民初旧派诗人的博士论文。以前的学者，包括哈佛的宇文教授，认为晚清的中国旧体诗已然“承载了过多的历史，没有继续发展的活力与动力”。寇致铭在翻译与分析了清末大量诗人的诗作之后指出，这些诗人的旧体诗虽然仍然采用旧形式，但是已经认识到旧的信仰体系与世界秩序不再有效，在内容上对现代形势有微妙的回应。后来，他以《微妙的革命》为名出版了这一专著，受到学术界各个学报的好评。
在翻译了鲁迅的旧体诗之后，寇致铭又翻译了清末诗人的大量诗作，他对诗歌翻译的看法相当有趣。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时常告诉学生，即使我们都认同‘诗不可译’的观点，别人仍将继续译诗，而其译本也将继续畅销，为人们购买和阅读，不是想喊停就能喊停的。译诗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更多源于好奇而非愚蠢的一种跨文化理解的尝试，因此应该受到鼓励，而非嘲讽。”
至于译诗的原则，寇致铭写道：“我遵循的首要原则是将原诗中的意境和味道（tone and mood）翻译到译诗中。如果丢弃了意境和味道，诗将不诗。其次是诗句的含义，包括字面和隐含意义。如果直译不能传递诗意，那通常至少可以是部分地意译。最后还有诗歌的‘音乐’美；如果可能的话，译者应该试图传递原诗中的节奏感与韵律。黑格尔认为，诗人表达的是诗化的思想，因此诗可译。实际上英文里一些影响巨大的诗歌都是译作（如《圣经·旧约》中的《诗篇》）。正因如此，我不赞同认为诗不可译的观点。”
1990年，美国东部的麻州威廉斯大学聘请寇致铭来主持中文系。那时，正值六·四事件刚过，许多美国教授很敌视中国，选学中文的大学生很少。该校听说，寇致铭的中文课选材新颖丰富，很吸引学生，因此把他请来。寇致铭开的中国现代文学课，不仅讲鲁迅，讲其他现当代作家，还讲中国及港台电影。后来，他还以公映不久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河殇》为教材，给学生讲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对它的反思。
他解释说：“比如美国电影《大班》和赵丹主演的《林则徐》都是写鸦片战争的。我让学生们先看这两部电影，然后给他们做比较，告诉他们历史事实，讲解美国电影错在哪里，中国电影对在哪里。当然，这部中国电影也有宣传成分，但是，我要学生们了解历史真象，了解被侵略的中国一方的立场。”
寇致铭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好多人喜欢看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但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影片的内涵，只是被其中的东方主义色彩吸引。他告诉我：“1978年，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的一位巴勒斯坦学者艾德沃德·萨伊德（Edward Said）出版了一本书——《东方主义》。他在书中批评英美法的帮闲文人歪曲东方文明，使用异国情调，将之过度神秘化，突出它的落后与刻板。我认为这本书很重要，它起到了使学术研究健康化的作用。比如，有人老是强调中国女人裹小脚和清代的长辫子，他们不去了解中国历史与今日的真实。美国社会甚至美国大学里的很多人不愿花时间去了解中国，对中国存在许多误解甚至敌意。东方主义危害美国，危害中美关系。这一点，澳洲人就比美国人强多了。他们比较愿意了解中国的真面目，他们承认了解中国对澳洲很重要。”
寇致铭谈到，人们一般认为第一代西方汉学家是耶稣会士。这样算来，汉学起源于17世纪初。在欧美国家的一些著名大学里，汉学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一门学科。但在澳大利亚，直到二战后，汉学才真正发展起来。
早在1981年，寇致铭在加州召开的一个鲁迅国际研讨会上，认识了大卫·侯姆 (David Holm)。大卫·侯姆是美国人，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当时，他正在澳洲教书。他以研究陕北大秧歌著名，说着一口带北方口音的普通话。他告诉寇致铭，在澳洲，研究中国的气氛远比美国正常，这使寇致铭很向往澳洲。
1993年下半年寇致铭放假，他应邀到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院远东语文系当普实克客座教授，讲晚清散文以及东方主义两门课。他非常欣赏捷克汉学学生的开放而认真学习的态度。1994年下半年，他回美国威廉斯大学后，中文系被国务院的人控制，别的系有人说他批评东方主义是不对的，中国就是那个样子。有一天晚上，他应学生的邀请出席一个会议。结果满屋子都是同情西藏独立的人，他们视他若大敌来临。他没有机会解释自己的立场，满屋子的美国人似乎把他当中共的大使看待。
这种敌意气氛使寇致铭不得不选择离开。1996年春，他申请到墨尔本大学中文系的讲师位置，1997-8年度，还当上亚洲研究主任，也升到高级讲师。1998年下半年，当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印尼文系扩大时，系主任汉斯·亨德利士克（Hans Hendrischke）请他来到了新南威尔士大学当中文高级讲师，后来还长期担任过系主任。
 
到澳洲来教中国文学和电影
寇致铭关心现实，关心社会，思想活跃，学术研究与授课范围相当广泛。他给纽省大学本科生讲中国电影、古今中国文学、古代汉语以及理论（中国与东方主义）课。他给研究生讲中国诗与诗学、中英文翻译与翻译理论， 并且当博士生的导师。他在教书之余，出版了若干学术著作，还撰写了大量文章。1997年，他在墨尔本参加了中华文化与移民文化国际研讨会，在会上发表了“‘大流亡’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化的过程”的讲演，很受欢迎。他的文章“‘大流亡’与港台后现代电影”，也被收入一本国际教科书——《跨国中国电影》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中。2007年，他升任副教授。
寇致铭开的中国电影课非常叫座，长盛不衰，深受学生欢迎。他先让学生看电影，然后，他不仅分析电影的内容，还结合原著介绍时代背景；然后剖析影片的哲学意义与社会意义。他从三十年代周璇与赵丹主演的《马路天使》开始，讲到四十年代的《乌鸦与麻雀》，五十年代的《祝福》，六十年代的《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然后是文革前的《东方红》，文革中的样板戏片段与故事片《决裂》，文革之后的《芙蓉镇》、《红高粱》、《错位》、《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活着》，直到最新的中国电影。他实际上是在用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再现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
寇致铭对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的分析深刻独到入木三分。他是很欣赏莫言的。他说：“莫言作品的伟大之处即在于此——他让普通人讲述自己的历史。我是2005年通过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的介绍认识莫言的。我们当时还开玩笑说自己都来自偏远地区。”“我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硕士阶段翻译课和中国电影课上都讲授过《红高粱》。这部小说是中国当代‘寻根文学’的典范。小说以高粱地和酿酒厂为主要场景，以寓言的方式、从华北偏远地区贫困人民的视角重述了中国近代史。它生动地展现了普通群众怎样饱受日本侵略之苦，也没有什么政府、军队或游击队在帮助他们。这才是抗战未曾讲过的历史。”
寇致铭对我说：“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硕士生的时候，学生中有寻根作家卢新华，还有现在的著名学者史书美。所以我现在特别喜欢给学生们讲八十年代中国的寻根文学。‘后现代主义’有一个内容是怀疑政府公认的说法，而向家人、民间寻求真象，然后写出来。有人说是受了美国黑人小说《根》的影响。实际上，《红高粱》、《活着》都有这一倾向。”我很赞同他的提法。文革之后的这些年，中国民间的寻根倾向越来越强烈，寻根文学的土壤越来越广阔。
寇致铭很欣赏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他对我说：“《活着》比喻、暗示较少，它直接告诉你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历史，它也包含了很深的哲学道理。《易经》中讲到，人活在世界上，是活在变化之中，人要适应这个变化才能生存。《活着》不仅讲了这段历史，它还讲了这个哲学道理。”
寇致铭对中国电影、对张艺谋的评价既深刻又公允。他说：“我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拍出优秀电影作品，是因为中国有‘写意’的传统。这种传统对于在有限时间（2－3小时）内放映而改编文学作品或写作剧本来说十分重要。张艺谋早期的电影成就了他的伟大，而且这种伟大贯穿于他的现实主义阶段，但是我为他转向巨片创作而遗憾。我也反对使用魔幻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空间很大，并不需要魔幻现实主义的掺入。魔幻现实主义出现在拉美受到严格控制的政治环境中，它在那样的环境里是合适的，但我们不应该随意地借用。我觉得张艺谋是太过于为‘成功’所困。”
寇致铭对李安评价很高。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与张艺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安。 “他没有改动《色戒》以取悦美国的发行商。他为忠实于艺术而减少了收入。他那部关于美国内战（1861－1865年间南北战争）的电影《与魔鬼共骑》（Ride with the Devil）也是这样。该电影展示了美国观众不曾见过的南北战争的一面。美国官方与发行商对此大为光火，从而导致电影的发行面受限。我很幸运能在悉尼唐人街看到这部电影。最近我看了斯皮尔伯格拍摄的《林肯》，觉得它远不及李安作品。斯皮尔伯格只是再次加强观众的传统印象，没有打破旧框框，而李安则比他走得深远多了……”
有一次，寇致铭见到了李安。那天，他们跟中央研究院的同事们在台北一起吃晚饭。寇致铭问李安：“你知道，你为什么成功吗？”李安说，不知道。寇致铭就接着说：“我认为，你是用中国传统的写意手法来拍电影，因此你成功了。电影时间有限，无法拍太多细节，比如你拍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感情》，就用了写意手法，很成功。”李安听了，频频点头。他说：“你是对的，但是还没有人这样讲过……”
 
悲情之恋
1999年8月我对寇致铭的那次采访，气氛特别融洽。我忍不住不揣冒昧地问他：“你结婚了吗？”他用手指指满桌满架的书，对我说：“我每天都工作到很晚，我感觉我没有办法成家。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如何做父亲》。他认为做父亲的责任很重大。我想，我无法负起这样重大的责任。我受鲁迅影响很深，因此，我一直也未结婚，但是我不怪他！”我笑起来：“你可以结婚但不要孩子嘛！”他却歪着头反问：“按照中国人的观念，结婚就该有孩子对吗？”
就在那次采访之后不太久，一个星期六下午，寇致铭走进悉尼大学附近的一家书店。他看见一个美丽的女孩正在书架之间看书。女孩长得象东亚人，身材苗条脸庞秀丽一头黑发，背着一个彩色的印度风格的书包。寇致铭再一细看，女孩正在看一本英文哲学书，一边看还一边做着笔记。
他不由走过去，与女孩搭讪。女孩吓了一跳，以为他是书店的雇员，来阻止她抄书呢！等弄清楚，他也是顾客，女孩笑起来。他俩高高兴兴地聊起来。原来，女孩是台湾人，访问学者。她已经在台湾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又拿奖学金来悉尼大学读第二个博士，研究教育与社会政策。寇致铭很想念台湾，想念那个让他学会讲普通话的地方。他问女孩是台湾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她笑了，说台湾现在没有人这么问。他们发现，可谈的话题竞那么多。寇致铭要了女孩的邮箱地址，没敢问起电话。
回到家，寇致铭把自己写的关于台湾文学、台湾电影的文章发给女孩。她很喜欢看关于导演赖声川的文章，两人就这样来往起来。没多久，女孩的父亲生病了，她回台湾探望，之后又回到悉尼。后来，她的父亲去世，她赶回台湾奔丧。她们家有一些矛盾，她很苦恼也很伤心。那段时间，她和寇致铭天天通电话。寇致铭尽量劝慰她。他讲述了自己父亲去世时，家里也有一些矛盾。他很理解她的处境与心情。
患难把他们拉近，等她再回到悉尼，他们就渐渐好起来。那是一段很美好的日子。他们性格相投，爱好相近，熟悉彼此的文化，互相欣赏爱慕。他们在悉尼并肩学习，看大陆电视剧《走向共和》和赖声川的《飞侠阿达》，还一起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会两次，又一同去中国。但是，她在悉尼大学的学习结束了，不得不回台湾的原单位——国立嘉义大学教书。远隔太平洋，他们两人思念得很苦。那一段儿，寇致铭一有假期就飞台湾。
他们决定订婚，然后永远在一起。她还梦见了他们的儿子的脸。就在他们满怀希望准备结婚之时，她忽然生病了，病得很厉害，检查来检查去，医生确诊是癌症。她上师范学校时，曾经得过肝炎。医生分析，她的肝炎没有完全痊愈，留下隐患，最终导致癌症。寇致铭向大学请了一年半长假，飞去台湾照顾爱人。她年轻的生命经受不住癌症的袭击，一天天衰弱下来。最后，四十一岁的她住进台大医院，寇致铭寸步不离，直到她最后合上双眼。
寇致铭不能相信这么年轻美丽的生命竟会香消玉损，他不明白自己美好的爱情为什么犹如昙花一现？回到悉尼，回到大学，寇致铭的心一直陷落在悲伤里。他知道，自己必须振作起来。他开始每天到海边游泳，即使冬天也坚持冬泳。冰凉的海水刺激了他的神经，也抚慰了他的心灵。他的精神没有崩溃，他从深沉的悲伤中渐渐走了出来，又一头扎进他无限钟爱的中国文化教学与研究之中。
寇致铭对我说：“后来，我也碰到过别的人，但是我觉得别人都不如她。”这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人海茫茫，碰到真爱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庆幸寇致铭经历了真爱；我又惋惜，他的恋爱如此美好却充满悲情。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只是衷心希望他幸福安康。寇致铭身上有一种一往无前不断深入的钻研精神。我知道，任何困难挫折，甚至丧失真爱，都不能使他在中国文化的研究领域止步不前。
寇致铭告诉我，目前，他得到了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研究项目，正在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形成，特别是1906－1908年间，鲁迅从仙台医学院辍学，回到东京开始创作他的早期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时所受的影响等。他的假设是它们实际上构成了鲁迅毕生事业的最初蓝本。光讨论《摩罗诗力说》可以写成一本书，因为涉及的范围很广，从屈原和刘勰，鲁迅写到了英国的拜伦 (Byron)、雪莱 (Shelley)，又转到俄国的普希金 (Pushkin)、莱蒙托夫 (Lermontov)，波兰的密茨凯维支 (Mickiewicz)、克拉辛斯基 (Krasinski) 以及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 (Petöfi) 等。
寇致铭谈到：“东京当年是一个复杂而引人入胜的知识潮流中心。鲁迅懂日语，他常去逛日本书店，并与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交流。我想尝试重建当时的知识氛围。我在阅读日文资料，但是我的日文不如中文，所以进度可能比较慢。我也在翻译鲁迅的这些文言论文。总之，我想搞清是什么影响了早期的鲁迅，以及这些影响在他后来事业中的去向。”
最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寇致铭的专论集《微妙的革命》的中文版。我特别欣赏寇致铭眼界的开阔、分析的深邃、观点的独到与新颖。他不是孤立地分析评论中国文学或者中国作家；他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大范围内，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他把中国文学与周边国家的文学相比较。
他在一篇文章中讲到研究鲁迅的日本知识分子竹内好，尖锐地指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明显的负面特征，尤其是日本文学和思想界无力抗拒军国主义的滋生……与日本知识分子有污点的文化传承相比，鲁迅象征着东亚作家和思想家该有的明澈和敏锐。这就是为什么二战后鲁迅在日本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他体现了半殖民社会中知识分子保持不妥协的可能。”我觉得，寇致铭这些振聋发聩的观点非常可贵，对中国人，对日本人，对西方人，对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是很好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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