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不假掩饰地挑明了传统汉学所遭遇的困境，表达了对新兴的“区域研究”（Area Major）的强烈不满，提出汉学家们应当彻底放弃汉学和汉学家这样名重一时的专业和称号，为自己在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语文学等专业学科中，重新选择一条学术出路，并按照那个学科通行的学术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一名可与所在学科同行们进行公平竞争的优秀学者。
众所周知，薛爱华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是研究中国中古时期中西物质文化交流史的一位专家，他的名作《撒马尔罕的金桃： 唐代舶来品研究》是西方汉学研究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
（原版为：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r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汉译本见薛爱华著，吴玉贵译： 《撒马尔罕的金桃： 唐代舶来品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学界常有人将薛爱华的学术兴趣、方法和成就与伟大的德裔美国汉学家、博物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先生相提并论，他们都继承了传统欧洲汉学的优良传统，其博学深邃的学术品质令人肃然起敬。薛爱华取得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时，却正好赶上了与战后冷战中的国际政治形势直接相关的美国大学“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急速兴起的时代，这对他所从事的以研究古代语言、文本和文化为主的传统汉学（语文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影响，汉学在北美大学人文学术体制内失去了稳固的学术家园，它被更注重于现实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所取代。
薛爱华
在信中，薛先生谈到当汉学面对“区域研究”强势崛起和人文科学学科已有精细分工这双重挑战时，汉学和汉学家应该如何重新确定自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内的专业定位问题。他给出的让“汉学长大”的解决方案是效法“欧洲学”的先例，彻底抛弃传统汉学，以适应北美大学既定的人文社科学术分工体制。同时，他对新兴的“区域研究”这样的畸形怪物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在他看来，对一个地理区域的研究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它缺乏严格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评判标准，“区域研究”无异于一个“半吊子的避难所和庸才的收容站”（asylums for dilettantes and refuges for mediocrities）。如果汉学也必须成为一个“半吊子”的“区域研究”类学科，那还不如让它从此消失。汉学家们与其成为“非鱼非鸟”“非驴非马”的怪物，不如立刻起身揖别，各奔前程，转型成为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相忘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大江大湖之中。但是，薛先生自己则郑重声明他既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名对“与物质文化相关的中古汉语文献特别关心的语文学家”。换言之，作为一名传统的汉学家，他依然要守住传统汉学这块在北美大学建制中已经无家可归的学术阵地。
这封公开信发表至今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今日读来，却依然觉得胜义纷披，意味深长。它不但是我们了解1950年代北美大学中汉学向“中国研究”转变这一段学术史的宝贵资料，而且也对我们理解今天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分类，以及“汉学”（国学）和“中国研究”（区域研究）的不同学术取径有很深刻的启发意义。当然，若要充分领悟这封信的微言大义，恐怕还需要我们下一点语文学的功夫，对它作一番语境化和历史化的处理，解释清楚汉学、语文学和“区域研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了解“区域研究”的兴起何以会对汉学的生存带来如此严重的挑战。
前述我们提到了西方学科中“-logy”的定义，明晰了很多以“logy”结尾，是表示对“某物的研究”的词汇，而在人文学科中，大部分实则都是语文学研究，或者说是以语文学为基本学术方法的某一种很专门的学问。特别是那些与东方某个地区、民族（国家）、宗教和文化相关的人文科学学科（humanities），例如汉学（Sinology）、印度学（Indology）、藏学（Tibetology）、突厥学（Turkology）、亚述学（Assyriology）、埃及学（Egyptology）和佛教学（Buddhology）等等，它们无一例外都属于语文学研究范畴。这些学科通常也都被归属于广义的东方学（Orientalistics）研究领域之内，从其学术特点来看，大部分又都属于东方语文学（Oriental Philology），或者东方文本语文学（Oriental Textual Philology）的分支学科。尽管萨义德确实把西方的东方学，特别是它的狭义形式，即西方对近东、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的学术研究，作为他所讨论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重要层面，但是作为学术的东方研究在西方通常被称为Orientalistics（德语Orientalistik），或者Oriental Studies（Orientwissenschaft东方科学），它与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思想方式或者意识形态的Orientalism（东方主义，Orientalismus）并不是同一回事。后殖民时代对东方主义思想及其后果的激烈批判，曾对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和打击，当人们知道了由于东方主义，西方对东方的所有知识、研究和认知，无不都打上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烙印，他们自然会问： 那么对古代的东方语言、文本和文化的学术研究于今天又究竟有何重要意义呢？
萨义德著《东方主义》1978年初版
然而，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可归属于西方之东方学范畴的很多不同地域的研究学科，它们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恰好与以语文学为主导的欧洲现代人文科学学术蓬勃兴起同时，所以，从诞生之日起，它们就都是典型的语文学学科。它们要求其从业者们从学习这些地区、民族、国家和宗教的语言、文字开始，通过对它们遗存的文本的收集、整理、翻译、解读，来对它们的历史、社会、宗教和文化做出符合西方人文学术（语文学）规范的研究和构建。而汉学无疑是这类东方学分支学科中的典型，西方早期的汉学研究主要就是对古代汉语语言和文献的研究，是对大量汉语文文献的整理、翻译、解释和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殖民探险家们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开展了很多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于西域文物考古领域掠夺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进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他们相继发现和劫取了敦煌、吐鲁番和黑水城等西域语文文献宝库，这给当时的世界汉学和中亚（西域）语文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使这两个学科得以在西方东方学研究领域内异军突起，令举世瞩目。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先生于国际学术界脱颖而出，声誉卓著，被公认为世界汉学第一人，其学术地位至今不可动摇。伯希和那些不拘一格的学术著作，虽然经常缺乏明确主题、脚注长于正文，但汪洋恣肆、博大精深，是汉语语文学和中亚（西域）语文学研究的典范和登峰造极之作。在他那个时代，汉学是一门经典的语文学学问，汉学家必须是一名语文学家。
伯希和
不幸的是，自20世纪中叶开始，语文学于西方，特别是北美的人文科学学术领域内进入了一个全面的衰退时期。随着人文科学研究逐渐被明确地划分成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语言、艺术等学科，语文学虽然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学术方法或依然隐性地存活于上列各个分支学科之中，但它在北美大学的学术建制中已经接近于无家可归了。只有在美国的一些老牌大学中或还保留有古典研究系（Department of Classical Studies），给语文学的某些特别专门的学科，如古希腊语文、拉丁文和梵文研究等，保留有一席之地，但仅仅起着一种拾遗补阙的作用。只有像梵文研究和与它关联极深的印藏佛学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还能够在欧洲和日本的人文学术界继续保持着一定的发展势头，成为今日世界语文学研究的典范。
与此同时，大部分本来属于语文学范畴的东方学分支学科于北美大学的学术建制中纷纷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随着现代人文科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分野越来越细致和明确，像汉学、印度学这样从语文入手对一个地区、民族和国家进行百科全书式的研究，与现代人文学科的学术分类明显相矛盾，故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于是，这些曾享有崇高学术威望的语文学学科迅速被肢解，融入了文学、历史和哲学（宗教）研究等不同的分支学科之中。此外，二战之后的美国，在冷战愈演愈烈的国际政治背景之下，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构，和福特、洛克菲勒等许多民间财团和基金会的联合推动和支持下，北美各大学中纷纷建立起了名目繁多的“区域研究”项目，开始将“区域研究”作为一个主修学科，整合进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体系之中。
所谓“区域研究”，简单说来就是对一个地理的、民族的、国家的和文化的特定区域，进行结合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它涵盖语言、历史、地理、文学、文化、政治、经济、社会、战略和国际关系等所有学科的研究，尤其重视对这些地区之现实政治和经济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明显偏重政治导向和理论阐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前述那些属于东方学范畴的分支学科则纷纷被改变成为一种“区域研究”，如汉学和印度学被分别改变成为“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和“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像汉学这样传统以语言、文献和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国家的语文学研究，在北美大学中通常会被整合进入东亚语言文学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成为对东亚地区之“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研究
事实上，当汉学被“中国研究”取代时，曾经辉煌的汉学时代到此就已宣告结束了。语文学从来不是“中国研究”最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用像诸如“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这样的社会科学理论，看起来完全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预测其将来的发展趋势，所以，人们似乎完全不必再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的语言、文献和历史文化了。当然，将众多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背景和专业训练的学者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被称为“中国研究”的跨学科的区域研究项目，这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取得成功的。如何在不同学科之间，就对学术主题的设定和分配、不同学术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和不同学术标准的确定和统一等等，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整合，这是十分棘手和难以解决的问题。
前述北美“区域研究”的崛起和传统汉〔语文〕学的衰落就是薛爱华写作这封公开信的时代历史背景。“区域研究”的兴起和文史哲等学科的明确划分，这二者促成了使曾经享有崇高学术地位的汉学和汉学家们失去其学术家园的尴尬局面。而将研究同一个地域范围的语言、历史、金石文献、文艺批评、经院哲学、政治进程、社会动态、财务形势，甚至花岗岩石的学者们都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区域研究”主修学科，这在薛爱华看来十分荒唐可笑。“区域研究”既没有统一的学科性质，也没有严格的学术方法，何以能够成为一个主修学科？不甘平庸的薛先生自然不乐意与从事“区域研究”的庸才和半吊子们为伍，也不愿意做一名非驴非马的汉学家，坐视曾经德隆望尊的汉学蜕变为众多不伦不类的“区域研究”项目中的一个——“中国研究”。
正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形势下，薛爱华不得不承认汉学已经走到了它的终点，汉学不能再那么天真、幼稚了，是它“该长大的时候了”，于是，他向自己的学术同行们建言，干脆彻底抛弃曾经给他们带来过荣耀的汉学和汉学家的身份认同。与其像曾经的非鱼非鸟的“欧洲学家”一样，做一名非驴非马的“汉学家”，和一伙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中国学家”们为伍，倒不如自觉地投身和融入语言、历史、文学和哲学研究等人文学术的分支学科之中，成为可与这些学术领域的同行们在普遍流行的学术标准下公平竞争的专家学者。早在“区域研究”兴起以前，幸运的欧洲学家们就已经卸下了“欧洲学家”的包袱，成为分别研究欧洲文学、历史和哲学的专家学者，得以免受因“区域研究”的兴起而给汉学家们带来的冲击和羞辱，所以，汉学家们只要抛弃汉学和汉学家这个名头，转而在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和政治学等专业领域中寻找自己的学术出路，他们就能摆脱困境，涅槃重生。
当然，薛爱华先生自己则不想“拥有自大的‘历史学家’或者自负的‘语言学家’这样的名头”，而要继续做一名“对与物质文化相关的中古汉语文献特别关心的语文学家”。他认为语文学家或可以是二流的，但语文学并不是一个二流的学科，不能让某些二流的语文学家破坏了语文学这个具有悠久传统的一流学科，语文学家绝非天生就是二流的学者。虽然薛先生研究中古汉语文献，但汉学可以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故他不以汉学家或者中国研究的同行们为学术上的竞争对手，他的目标是要做一位可以与世界上研究比鲁尼、阿格里克拉和乔叟的优秀学者们并驾齐驱的一流语文学家。
值得强调的是，薛先生在公开信的一个注释中还专门给出了他给语文学下的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
我使用“语文学”这个词并不是，如先前一样，作为那个我们现在称之为“语言学”的一个同义词，而大约是如《韦氏新国际字典》（第二版）中开篇所说的那个意思，即“对主要是在其语言、文献和宗教中表现出来的文明人的文化的研究……”我更倾向我自己的定义：“〔语文学〕是对文本遗存的分析与阐释，利用如金石学、古文字学、训诂（解经）、低等和高等批评等学术手段，引向对作为文化复杂性和思想微妙性的一种直接表现的文献/文学的研究。”语文学，像整体的人文科学一样，目的在于〔获取〕比较而言抽象水准较低的知识，例如与社会学相比较，尽管其技术可能是高度抽象的。终究，语文学关心的是具体的、个人的、直接的、具象的、表现的知识，故而与传记、图像、象征与神话等相关。语文学之家，正如历史之家，拥有众多宅邸。我想，在我的定义中，风格批评、民俗学家、词典编纂学者和许多其他别的人都各有其位置。
薛爱华的公开信
这样的一个语文学定义当然首先是薛先生对他自己的学术实践的一个总结，但它也是对传统汉学，或者说汉语语文学研究及其方法所作的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义和总结。
正是由于对语文学的坚持，薛爱华最终成为一位名满天下的优秀汉学家。但是，他于这封公开信中所表达出来的这份对“区域研究”的愤愤不平之情和要拯救汉学的良苦用心，显然都未能阻挡住汉〔语文〕学受“区域研究”冲击而彻底走向衰落的进程。那些在“区域研究”的学科框架下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自然不都是一些非鱼非禽（非驴非马）的“庸才”和“半吊子”（票友），他们当于不同的学科专业领域内学有专精，术有专攻，各有各的优秀和卓越。严格说来，“区域研究”始终不是一个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它更像是一块汇聚各路英雄的金字招牌，美国的大部分中国研究专家，正如薛先生所希望的那样，因抛弃了汉学家的名分，而得以成为能在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和经济等学科内各领风骚的专家学者。当然，不得不说的是，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内，从此再难见到像薛爱华这样毕生以语文学为职业的具有经典性意义的优秀汉学家。这或亦一如薛先生之所愿，汉学和汉学家于北美学界业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语文学 Vs 超语文学
20世纪中叶以后，语文学于西方学界的境遇和影响力每况愈下，逐渐走下了学术神坛。语文学开始被人认为是一种机械、守旧的学问，不但枯燥乏味，事倍功半，而且对于人生也毫无价值和意义可言。导致语文学于世界范围内衰落的原因，细究起来有很多，除了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外，新理论范式、新思想的流行，特别是以解构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的兴盛，无疑也给语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十分致命的打击。语文学家们不管有多么的优秀，也都难以摆脱时代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任何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客观的意义阐释或也终难抵达语文学实践之究竟，完美地揭示文本的真实意义。所以，语文学的魅力和权威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登场而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终于成为明日黄花（aging lady philology），不再辉煌。
可是，当红丽人般的后现代文艺理论（Lady Theory）如火如荼地发展着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界却开始频频有人发出“回归语文学”（The Return to Philology）的呼吁，让语文学这个在当代社会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重新回到了人文思想界的视野之中。从近现代人文科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以语言和文本为研究对象的语文学的最直接的传人。语文学是一门带着人文和历史关怀来研究人类语言和文献的准科学，它既有科学理性的一面，同时也离不开推测的维度。进入20世纪之后，语文学开始裂变为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两大各自独立的学科，前者向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而后者则越来越朝着人文和历史研究的方向进步。随着语言学和文学研究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语文学便渐渐在学术体制内消失了。可是，语言学不断增长的科学性和技术性，使它渐渐失去了学科的人文性质。而文学研究则因过分强调阐释的力量，不再给文本以应有的地位，逐渐沦为一门没有学术聚焦点的、无所不包的人文学科，且日渐远离科学理性，与精准、严密的文本语文学形成强烈的对照。这大概就是为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常会有文学界的大佬们，如保罗·德曼和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等，站出来呼吁文学研究要“回归语文学”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