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整体性、全民性的，各个阶层都在焦虑：中产的在焦虑，高收入的也在焦虑，普通老百姓也在焦虑。第二个特点特别糟糕：焦虑是从孩子的低龄阶段就开始 — 主要在小学阶段，然后下沉到了幼儿园，其实对应的就是“幼升小”和“小升初”的择校竞争。这种择校竞争，在中国由来已久。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比较单纯的 — 当时我们流行的词汇或者说术语叫做“片面追求升学率”，简称“片追”；教育领域主要的工作就是要防止“片追”的倾向。但是，“片追”这个现象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了全民的教育焦虑，而且层级越来越低、竞争性越来越强。对于这种现实，北京大学社会学者郑也夫的用词比较恰当 — 他称之为“学历军备竞赛”，用这么一个词来表达中国教育当前的现实，比一般的“择校”“焦虑”“鸡娃”等更准确地说明了事情的实质，就是学历军备竞赛。
大家可以想到的，比如高考制度：由于存在着高考制度，而优质教育资源一直是短缺的，竞争就不可避免，越来越激烈。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个人认为不是很有道理。大家看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高校录取率非常之低；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 70 后、80 后的朋友大家都很清楚，那个时候小学还是正常的，小学没有那么多补课，没有那么大压力，寒暑假、节假日，儿童都是可以游戏和休息的。而现在应届生高考录取率，大多数省份已经超过了 90%；为什么教育机会增加了，这个竞争反而更激烈了呢？高考引发说这个说法不是很说得通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传统文化，算到文化的头上去了：说中国自古以来，一千多年的科举教育传统，科举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读书做官，就是出人头地、做人上人；说我们在当前的教育竞争当中，把这种传统价值格外合理化了，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其实，历史上并不是如此。“五四”之后，出人头地、做人上人的价值观就得到了很严厉的校正，像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平民教育，都在校正这种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能够自食其力、健康、快乐的平民，这种观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比较普及的。当时我们经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没有把所有身家性命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没有说就是要上大学。所以，归因于传统文化，也不是非常说得过去。
还有一个很有力的解释就是独生子女政策：因为有了独生子女政策，所以每个家长都把自己的宝贝孩子当作天才来培养，必须要上大学，而且要上名牌大学。这个因素是否存在呢？无疑是存在的，而且可以说对家长的教育选择行为的确影响很大。大家都知道，过去在多子女的时代，比如我，我是兄弟姐妹四个，我们周围很多家都是四个、五个孩子，六个孩子的也不少见；在农村，子女更多一些。那时候先经过了一轮自然选择，也就是说，每个家长对自己的几个子女适合做什么，心里很有数的 — 调皮捣蛋的、喜欢打架的，送他去当兵；忠厚老实的，留在家里种地养老；偷奸耍滑的，去做生意 — 已经经过了一个自然选择。一个家庭四五个孩子里面，可能有一两个，用民间的话讲是“读书的料”，就是喜欢看书、喜欢学习；家长就让这样的孩子去上学。在独生子女的情况下，这种选择就消失了；所有人都是千方百计要让孩子接受所谓最好的教育，都要让孩子上大学。但是，独生子女这个因素，我认为也不应夸大，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也实行三四十年了，但是教育生态的恶化、教育的“内卷化”是最近十年才突然加剧的，尤其最近这几年加剧得很厉害；显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有人说这是中产焦虑：因为中产阶级的出现，中产阶级的地位恐慌特别严重，所以把很大精力投入到升学竞争当中，加入学历军备竞赛，不能让孩子输了。中产焦虑或者说中产家庭、白领家庭对教育更为重视，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其他的亚洲国家，它们的中产怎么不焦虑？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风平浪静 — 我讲的主要是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非常平静。经常有人说日韩，尤其韩国教育补习非常激烈 — 这都是前些年的故事了，因为我们前两年刚到韩国看过，它的义务教育、中小学教育已经非常正常化了。什么意思呢？每个学生都是就近入学，在家门口步行 5-10 分钟，无需家长接送，没有择校。我们就不太相信。随行的韩方翻译和领队都是小学生的家长，是两位女士，我们就私下问她们：你们到底有没有择校？因为学校总是有差距的，不可能所有学校都是一模一样。后来这两个学生家长说：其实我们也有择校。我说：你们是根据什么来择呢？她们说，有两个标准：“第一，离家近；第二，伙食好，中午管一顿伙食。”这么一说，等于是没择校。我说：你们的小学生下午课外有没有上补习班的？她们说：当然也有，很多培训机构把小孩子接走了。我说：主要补习什么内容？她们说：主要是音、体、美，就是艺术的修养、学习，还有一小部分是英语；但是其他的培训就比较少。我又问其中一位：“你的孩子在学什么？”她说：“钢琴。”我说：“你们的钢琴有没有考级？”她说：“没有，绝对不允许。”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义务教育阶段，竞争性的学习和培训是被严格禁止的。
近年我们到国外或者境外去访问的时候，台湾地区的朋友反应最强烈，他们说：“你们大陆的老师老是说‘小升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吃一惊：“你们难道没有‘小升初’吗？”一解释，他们说：“我们没有，我们从‘国小’升到‘国中’，就跟四年级升到五年级一样，没有竞争。”他们说：“因为我们实行的是义务教育。”我说：“我们实行的也是义务教育。”就是这么大的差别。
一般讲，教育内卷是因为存在高考制度，因为存在中产阶级、中产焦虑等；而这些因素都是背景，都是整体性的，或者说是较长时期内都会存在的一个背景，但并不是最近十来年、四五年教育生态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日、韩、台湾地区为什么没有小升初？很简单，小学和初中的连续教育是《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就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家长和舆论，包括很多管理者、校长、老师，其实没有真正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要学习就要有竞争，就要有淘汰，就是起跑线上的竞争。我们认为这是教育本来的内涵；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确定的基本人权，是保障性教育，就像给老人发低保一样，人人有份、一视同仁。义务教育阶段，因为是保障性、基础性的，所以是非选择、非淘汰、非竞争性的，所以要实行免费、免试、就近入学 — 就是为了体现这个价值，保障每个儿童都能享受教育机会。义务教育天生就不是竞争性的；我们把它搞成那么强烈的竞争性和淘汰性，就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基本价值。我觉得这些问题需要拨乱反正，需要经常说。
说到日、韩、台湾地区没有小升初，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讲到底，就是一个原因 — 学校均衡。既然所有学校都是差不多的，当然到离家最近的学校是最合理的选择，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义务教育的基本现实。我们到欧洲国家、北欧国家看，都是：小学生就是小学生，小学生的天职就是游戏、玩耍、健康成长、锻炼、郊游，不是把学业竞争作为主要使命。
回到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在 1986 年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了，学校均衡还是难以达到？前两年，我们全国各地都在进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几乎所有地方都通过验收了；也就是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已经实现了。但是，我认为离真正意义上的均衡发展还差得很远。我说：那个地方只要有择校竞争，只要有学区房，只要有重点学校，就说明那儿的均衡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就是对义务教育的讽刺。在中国各个大城市，北、上、广、深、南京、杭州，择校上竞争得都是如火如荼，就是因为学校差距太大。
中国的基础教育的学校制度，我称之为“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把学校分成了三六九等。首先，城市和农村这两类学校的配置、资源和师生比，政策要求就是不一样的，对需要更多教师的农村学校配比更少，对需要更多支持的农村学校经费投入更少，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分配。另外一道线叫做“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我们有一小批学校是重点学校，大多数是非重点学校；重点学校里面又分成国家重点、省重点、区重点，等等。我们看到一个区的义务教育学校当中五花八门，相差非常大；因为差距太大，家长当然要想方设法让孩子上一个最好的学校。这种学校差距方面，按照国家的政策法令，均衡发展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达不到均衡？这里有一个历史原因 — 因为我们的重点学校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还没有建立义务教育制度，就是建立了重点学校制度，为了快速地为工业化培养专业人才；当时各地的中小学都确定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作为重点投资重点建设的学校，任务就是培养拔尖人才，为上一级学校输送这些人才。这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具有很强的精英教育的属性。1986 年颁布《义务教育法》以后，重点学校制度已经被废止了，不再合法了；但是已经实行了那么长时间，大家有一种惯性，地方教育部门、政府总是觉得应该有几所优秀的学校作为示范、作为门面，或者说带动其他大多数学校 — 这是一种惯常的管理思维，但是违背了《义务教育法》。
又要回到另外一个命题：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学校的均衡还是没有达到？我个人认为，讲到底的话，这是一个能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问题。怎么样才能做到学校之间的均衡呢？这个概念也很清楚，就是三个源的平衡：生源、财源、师源。为什么我们强调义务教育要就近入学？就是为了平衡学生的生源。如果把所谓高分的学生用掐尖的方式弄到一所学校去，学校之间不可能是均衡的。所以，生源的均衡就是靠就近入学来保障。然后是财源方面，教育经费的配置应该是均衡的，不能够重这个轻那个。财源的均衡，现在可以说是大致能够做到，因为生均拨款、按人头拨款，每个学校都是一样的配置方式。但事实上，重点学校有很多在生均拨款以外的渠道，叫专项经费等，所以日子过得还是要比普通学校好。不过，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总体而言，义务教育学校在硬件上的差距已经比较小了，或者说家长择校所看重的也不是硬件差距 — 几间多媒体教室不是很重要 — 学生家长择校看重的主要是教师资源。也就是说，教师的均衡化在今天我们完全没有做到，甚至没有起步。这就要说到，为什么日、韩、台湾地区还没有重点学校？因为它们规定得非常明确，教师四年、校长五年、学监三年，必须流动。这是义务教育法所要求的。教师流动，不固定在一所学校，大家就可以想象，它的教育品质、教育质量也就比较均衡了。
其实我们国家教育部也发布过关于教师流动的文件要求，最近一次是 2016 年发布的，要求义务教育学校都要进行教师流动。最早的时候是上世纪 90 年代，当时就推进过这件事情。我记得当时全国范围内有一个先进地区就是沈阳市：沈阳市有一位女教育局长，非常有魄力，她在沈阳全市范围内推行教师流动。她在任的时候应该说也还是成功的；她离任以后，这个政策就停止了。现在反对教师流动的主要就是重点学校，它们希望维护它们自身的特殊利益：有最多的特级教师、高级教师，可以把外省的特级教师全部挖过来。比如北京、上海的学校。有人说，像山东、河北现在都不太敢评特级教师，评一个就被北京的学校挖走了。这种做法说起来还是挺缺德的，人家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优秀教师，就被弄到北京的学校来。所以，教师流动，我个人认为是当前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关键措施。
说到中国的重点学校，北京海淀“六小强”、西城“四大金刚”等这样的学校，每个大城市都有一批，升学率特别高。其实，这种重点学校，我觉得是不令人敬佩的，因为它们最核心的法宝就是掐尖，就是用尽办法把高分学生都弄到自己学校来。这完全违反了教育自身的规律。究竟应该让更多好学生集中在一所学校，还是让他们分散在不同学校？这是有所讨论的。台湾地区从 2016 年开始实行了十二年义务教育，也就是说把高中阶段也纳入义务教育，当时对此发生了一场深入的旷日经久的讨论。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影响是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要消灭一批著名的百年老校，就像“建国中学”“台北第一女高”等 — 都是百年老校，马英九他们都是那儿毕业的；它们被纳入义务教育，就要按照均衡发展、一视同仁的概念来运行，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当时争论的两派，一派叫做“均优派”，他们说并不是反对优秀，而是认为，优秀的学生集中在一所学校对这些学生也并不是最公平的，因为在这些重点学校又形成了新的小宝塔，又出现了新的中心和边缘，而很多学生如果分到普通中学的话，带动作用和自我发展会表现得更好。他们也做过一些实证研究。也就是说，“选优派”和“均优派”两方，从政策上来看，应该是“均优派”获得了胜利，因为政策上是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当然，对那些老牌、名牌学校也是网开一面，给它们一个过渡期，比如说每年 30% 还是多少的名额可以考试招生，以后逐渐减少。
总而言之，在教育公平的维度上，掐尖、拔优、培优还是均优？还是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选择。我个人认为，非常可惜，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基本都是走向了精英主义的掐尖、拔尖、培优，打造重点学校，打造拔尖人才的道路。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是这些地方的官员、教育局长，绝大部分都是从那几所重点学校出来的，他们的子女现在也都在那些学校上学。重点学校成为一种特殊的利益集团，把它自身的利益放到了社会公众利益之上，想方设法都是维护它的自身利益。我想，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问题，但是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方面。有人说：因为高考是指挥部，因为有高考，所以就均衡不了。不是这个道理。高考是指挥棒，但是学校制度是一个教育系统的底盘。也就是说，这个底盘设计得到底是不是平衡的？还是有很明显的倾斜或者倾向性？那么，区域的教育生态是很不一样的。我想，今后一段时期内，一个重要的方向还是要改革我们的公办学校体系，使它真正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实现均衡发展。
我们要看到，在近十多年的义务教育环境当中，为什么说青少年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大家都很清楚，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外生长出了一个新的系统，就叫课外培训机构。课外培训机构现在的体量已经超过了小学，有 22 万家机构还是多少，800 万教师，这远远超过小学 — 小学总数是 16 万所。有人说，我们在公办学校系统之外又造了一个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是商业化的。教育培训的实质是什么呢？有人说，一言而蔽之，就是制造焦虑、满足焦虑 — 这就是它的生意经，完全不是围绕教育规律、教育方针而产生的。“起跑线上的竞争”这样的忽悠这些年已经深入人心，也成为家长的共识；“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理由，毫无价值，而且完全不真实的，就是一种忽悠。我们都清楚，教育的成功是终点线的竞争，是不能输在终点；教育就像马拉松嘛，起点早一点、晚一点，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毫无影响。成年人里，有多少人会记得自己小学一年级时候的排名或者成绩、三年级时候的排名和成绩？这些对你的成长有重要性吗？完全没有。但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么一句口号，把家长搞得非常焦虑。
培训机构是围绕商业利益的，最后上市，获得最大的经济价值；它要对它的股东负责，而不是对儿童和家长，所以它的动机、价值和教育是两回事，并不是真正的教育。但是，培训机构的出现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东亚国家发展得最为强大。所以，国外对课外培训机构也有很多研究，他们把培训机构称为“影子教育”。什么意思呢？影子教育是依附于公办学校而生的，因为公办学校有这个需求，所以它来帮着满足。也就是说，从教育的关系上来看，培训机构有它的问题，但是它并不是始作俑者，它是一个随动系统；因为公办学校有激烈的择校竞争，所以它来给学生补课，帮学校掐尖，帮学校选择。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公办学校的导向改变了，比如，择校要评价的是足球，你就会看到所有培训机构都去培训足球了。课外培训机构是这么一个系统。所以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说，不能说培训机构是万恶之源，培训机构是依赖于公办学校的择校需求而生的。
所以，这些年来在治理择校机构上，除了规范它的上课时间、上课地点、收费标准等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绝不允许培训机构和公办学校勾结、帮助公办学校招生或者通过奥数来选拔学生。最近好像又通报了几起。这个就是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公办学校自己品行不正，跟培训机构内外勾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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