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夷楣_文学城博客

难得精品《洋麻将》
1985年下半年，人艺开始排美国话剧《洋麻将》。这个戏十分特别，一出演两个多小时的大戏，只有两个人物，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他俩同住一个养老院。整出戏，两人在休息厅里打牌、怀旧、拌嘴、等着儿女来探望，但是，没有任何人来看望，连护士都只有声音，不见人影。此戏对话精彩之极，把两个老人的性格、心态，刻划得淋漓尽致。人艺选了于是之和朱琳来演这出对手戏，夏淳执导，真可谓最佳阵容。剧本是由美籍华人、演员卢燕翻译介绍给人艺，又经英若诚润色过的。那时，英若诚已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但人艺的事他仍热心参与。一流的剧本，最佳的阵容，注定了此戏难得的精品地位。
一个秋日，我来到首都剧场后楼，看《洋麻将》的排练。大大的排演厅里，只有三个人。简单的景片围成一个大房间，于是之和朱琳坐在牌桌上。夏淳坐得稍远，他手中拿着剧本，身旁茶几上有茶杯。我大概有20多年没见过他们三人了。
朱琳显老了，但身体仍好，声音仍然有韵味，举手投足，风度不减当年。于是之那天穿了一身黑。他念起台词来，声音仍清亮，但脸上的皱纹增多了，气色也不大好似的。夏淳个子小，我小时就觉得夏淳伯伯显得蛮老气的，过了二十多年，倒觉得他没变多少。
于是之是太会演戏了，他把这个美国老头的孤独、痛苦、遗憾、刻薄、爱面子表现得维妙维肖。难得的是朱琳也功夫老到，演得丝丝入扣，我担心别人真不是他的对手。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毛遂自荐，先和朱琳、又和夏淳约好了采访时间。于是之默默地在大排演厅的一头散步，仿佛陷入沉思。我不知为什么，怎么也没有勇气上前去打扰他。
人艺所有的男女演员，我最崇拜于是之。他在话剧和电影中扮演的角色形态各异，跨度很大，但无不维妙维肖。1957年人艺排《带枪的人》时，儿艺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排了《以革命的名义》。儿艺将于是之借去演捷尔任斯基，周正借去演列宁。这出戏十分成功，连演许多场，后来拍成了电影。于是之演的捷尔任斯基，眼光犀利，英气勃勃。
60年代初，北影拍《青春之歌》，谢芳演林道静，康泰演卢嘉川，于洋演江华，于是之则被请去扮演余永泽。他穿着长衫，围着长围巾，眉头一皱，瓮声瓮气地叫着“静，静……”派头大了去了。那时，我正上初中，班上的女同学全被于是之迷倒了。后来，在春节晚会上，相声演员郝爱民与谢芳演小品。郝爱民学着于是之的声音，皱着眉头叫：“静，静，……”把人们笑弯了腰。
1999年底，我回京过年，妈妈提起于是之生病，不能讲话了，腿也不好，生活起居全由妻子李曼宜阿姨照料。我心里很不好过，那优美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我想，他是太用功了，多年来，他的嗓子过於辛苦了。我有点儿后悔1985年没有采访他。
朱琳和夏淳的采访当时都如期进行了。我分别去了两位老艺术家的家。朱琳那时住东郊，夏淳则住在56号人艺大院那幢小单元楼里。他们跟我谈了许多。夏淳还谈了许多重排《茶馆》及率《茶馆》去欧洲、日本演出的情况（他除担任导演，还曾任人艺副院长多年）。他告诉我，《茶馆》不久将赴香港演出，我因之给《经济日报》写了介绍《洋麻将》的文章；又给香港《文汇报》写了介绍《茶馆》的文章。
当时，国内禁忌还比较多。我怕给香港报纸（尽管是左派报纸）写文章给自己添麻烦，就用楚辞里的典故，起了一个笔名——辛夷楣。后来，我到海外做中文传媒就一直沿用这个笔名。
 
登峰造极“狗儿爷”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人艺陆续推出的《左邻右舍》、《小井胡同》和《狗儿爷涅槃》等几出新戏，不仅继续发扬了人艺风格、人艺水平，也将人艺的一批中年演员提高到演技纯熟的境界，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林连昆。作为演员，他长得一点不帅，五官非常一般，两眼不大，鼻头又圆。五十年代初，他像其他青年演员一样，不过担任些特务甲、匪兵乙之类的小角色。1957年，他在《骆驼祥子》里演小顺子，算是有点戏的角色。后来，在《茶馆》里，他演穿灰大褂的特务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十分称职。但那时，他并未演什么主角，在人艺真可谓芸芸众生之一。
十几年之后，人艺推出的第一个高水平新戏《左邻右舍》，则由他担纲。他把一个在文革中作威作福、自私下流的工痞刻划得淋漓尽致。他的台词说得十分到家，道地的北京土话，却抑扬顿挫，有滋有味。他穿着北京小市民当时爱穿的豆莎色圆领绵毛衫，往院里一站，随嘴乱侃；逞凶时，两只小眼儿瞪得溜儿圆。他设计的一些动作则非常典型，把北京小市民挖苦得底儿掉。小弟不住地称赞：“这林连昆算把人物演活了。你看他在院里刷牙漱嘴，又把带牙膏的脏水浇在邻居花上的缺德劲儿！”
我家住在56号人艺大院大门东侧的平房里时，与林连昆家为邻。他的母亲林奶奶是我奶奶的好朋友。当时，梁秉堃的母亲梁奶奶也住在旁边。梁奶奶性格娴静，大眼睛，高鼻梁，一看就知道，年轻时是个美人。梁秉堃那时叫梁水，也是大眼睛，高鼻梁。他性格活泼随和，喜欢小孩。我们总是梁水叔叔长梁水叔叔短地围着他转。
这三个老太太来往密切。谁家做了好吃的，常常送来送去。林奶奶是福建人，擅烹调；梁奶奶是北京人，也做得一手好菜。不过，我奶奶则手艺一般。我喜欢听三个老太太聊天。有一次，不知说起什么往事，梁奶奶掉了眼泪。其实，她们三人身世不同性格各异，甚至说着不同的方言，但是她们以过来人的善解人意相互爱护关心，令人感动。
林奶奶性格豪爽，笑口常开。她还有别的孩子。我记得，她有时也去女儿家住住。但是，她显然更喜欢儿子林连昆，住不了多久，就总是回来和林连昆过。我奶奶1968年故去，否则她看见好友们的儿子如今如此出息，林连昆成了大演员，梁秉堃成了一级作家，一定十分兴奋。在《左邻右舍》中，金昭扮演街道主任，操着一口河北口音，满嘴革命词汇，什么都管，人见人恨，也是一绝。
如果说，林连昆在《左邻右舍》里的表演，使他一下子脱颖而出，奠定了他在艺坛的地位的话；我认为他在其后《狗儿爷涅槃》一剧中的表演，更令人有登峰造极之感。此剧写普通农民“狗儿爷”爱地如命，但他追求进步，衷心耿耿跟党走。党的政策却摇摆不定，一会儿土改分田到户，一会儿又把土地归公搞合作化，后来进而人民公社化，再后来却又搞包产到户把土地分下来。这一系列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把老实的狗儿爷从一个极端引向另一个极端，一会儿分到土地，一会儿又把土地入社，一会儿土地又失而复得，最后他终于神经兮兮，彻底疯了。
在剧中，林连昆扮演的“狗儿爷”有大段心理独白，表演难度相当之大。中国观众历来很难接受大段的心理独白。但剧本的深刻和演员演技的精湛，使观众毫无困难地接受了理解了消化了。假如不是林连昆，我担心观众根本坐不住，更别说跟着戏走了。
这个戏真实地再现了1949年后的30年，极左政治控制了中国大地，没有一个普通农民或市民可以逃脱它的罗网。正常人“狗儿爷”的变疯，太值得我们深思了。林连昆演得土演得真，演出了人物的矛盾、痛苦与向往，充满了哲理，充满了思辩精神。
后来，梁秉堃告诉我，于是之曾说，林连昆和他的表演思路是一样的，是一脉相承的。我觉得，于是之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林连昆的充分褒奖。
我决心去采访林连昆。他也住在李婉芬、夏淳住的那幢小单元楼里。此时，林连昆不仅声名赫赫，且已担任人艺副院长，但他仍是不修边幅，仍是一点架子没有。他谈了许多向老演员学习的体会，却很少谈自己。我不禁想，他仍像从前那样，像他只演特务甲匪兵乙时那样谦虚，那样平易近人。在我心中，他的份量更重了。
他也谈到林奶奶和家中其他人的情况。除了林连昆，我那一阶段也采访过人艺的一、两个突出的青年演员，后来，因为忙着办理赴澳留学手续，写人艺的活动只得於1986年下半年草草收兵。
 
1987年4月，我来到澳大利亚。第二年，当我的英语稍有长进，我准备联系导师和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就决定了论文选题：中国话剧四十年（1949-1989）。等我在悉尼大学注了册，导师说，这题目大了点儿，你做起来费劲儿，可以再把范围缩小一些。我於是改弦易辙，准备研究曹禺的后期创作。
我把自己对曹禺的了解以及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如何窒息了这位戏剧天才的创作生命，讲给导师听。导师是海外华人。他惊讶我有独到见解，并鼓励我回京收集资料。没想到，写信回家之后，妈妈坚决不同意。她说，要研究曹禺，就应研究他的前期剧作，怎么可以研究后期？其实，研究曹禺前期辉煌的剧作，国内国外扬扬洒洒；研究他后期天才泯灭的文章才真正缺乏呢！
我当时人在海外，得以远距离地思考中国的事情。曹禺的悲剧亦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我作为晚辈，虽然对悲剧的造成，难以承担很多责任；但是，总结经验教训，杜绝悲剧重演，我们应是义不容辞的。我赞成巴金的提法，一个民族一个人应该具有忏悔意识。
我和妈妈鸿雁传书地讨论来讨论去。然而后来，选题的困扰让位给金钱的困扰。澳洲海外学生的学费实在太高，使我不胜负担。於是，趁澳洲政府允许我们全职工作，我考入悉尼一家中文日报当翻译，而与悉尼大学告别，将论文束之高阁。在获得永久居留之后，不论想研究曹禺后期还是前期，都是有可能的，但我对读学位搞研究已失却了兴趣。于是，我一心一意地在悉尼的中文传媒当编辑记者。
1999年底回京过年，一天晚饭桌上，小弟突然问：“你想不想看新排的《茶馆》？林兆华导演的，已经演了50多场了，很受欢迎。”我说：“票不好弄吧！”他往我大弟妹那边一指：“她有办法，让她找姐妹儿给弄票。”大弟妹果然就弄来了票，只有三张。她和大弟、妈爸都谦让了，说让我和小弟夫妇先看。
自1986年以来，我已十几年未进首都剧场，坐下之后，特别是听到开幕前熟悉的钟声，看到剧场天花板上渐渐暗淡的藕荷色灯光，不免感慨万千，思潮泉涌。小弟一回头，笑着对我说：“你看姜文坐在最后一排，来看蹭戏来了，他特崇拜人艺的老演员……”我回头一看，果是姜文。再看剧场里的其他观众，几乎清一色西服革履打扮入时的年轻人。小弟说：“现在看话剧的全是北京年轻的白领们。”
戏一开始，我才发现，林兆华魄力不减当年，他竟修改了老舍先生的剧本，将说书人去掉了，而且将布景做了很大改变，扩大了纵深。可惜的是，这一台人艺中青年演员虽然表演水平相当整齐，但没有几位出彩的。连“师奶杀手”濮存昕演的常四爷都没什么特别。倒是松二爷的扮演者形象和嗓音都挺像黄宗洛。最让人遗憾的是，演王老板的梁冠华和于是之水平相差较远，人物的分寸把握得较差，尤其是第一幕，人物完全走型，有点惨不忍睹。
     不过，让我欣慰的是，年轻的观众们不仅踏雪前来且看得聚精会神，秩序很好，最后又对演出报以热烈掌声。我想，只要观众继续捧场，人艺的戏就能演下去，“老人艺”的薪火就可以传下去，世界话剧舞台上这股独特的“中国风”就会一阵一阵地刮下去。
2000年末，我把以上的文章分五次连载在我自己担任编辑的澳洲中文周报《东华时报》上。本来，提笔之初，我并没想到要写多长，只是不吐不快，不写不行。但文章一见报，出乎我的意料，反映空前热烈。我接到不少电话、来信，说文章好看，请尽量多写。这样说的人，一部分来自北京，大多数则来自外地。这使我意识到，老人艺的影响还真不小。
最让我感动的是，悉尼读者陈锡早写来读者来信，指出我文章中对《雷雨》剧情的描述不准确。他感叹说：“曹先生大作《雷雨》堪称不朽之作。曹先生作古已几年，《雷雨》已上演无数场，至今日，距中国一万八千里之外的澳洲，还有人写文章纪念，还有一个傻乎乎的老头子认真地推敲剧情。可谓一部戏感动了几代人，一部戏流传几十年长盛不衰，称为不朽之作实不为过。”我当即在连载之四发表了陈锡早来信的部分内容。
读者“一翔”在信中说：“现在是午夜12点，我刚刚又是一口气读完了你的第五篇‘老人艺’怀旧大特写。激动的心情促使我起床穿衣写几句，方能平静。我要说，谢谢你！谢谢你写了生动的五大篇‘老人艺’，读时我感到亲切。你敬业，记忆力如此之好，对老人艺充满了爱，深深地感染着我，让我更加了解了我国老一代艺人的艺术水平。我为老人艺自豪！五篇大特写仍嫌少。我将珍惜保存。这是一篇史诗，是老人艺的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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