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铁肩辣手"诠释红色信仰 毛泽东赞其为"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邵飘萍：“铁肩辣手”诠释红色信仰 毛泽东赞其为“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这正是邵飘萍一贯的新闻坚守。在他看来，新闻事业不同于其他事业，它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标准，反映国民的要求。
　　在创办《京报》前，邵飘萍以爱国志士的形象活跃在北京报界。
邵飘萍。 资料图片
　　面对大是大非和关键内幕，哪怕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他也坚决报道。1917年初，府院之争矛盾激化。段祺瑞出走天津，胁迫总统府，换来的是黎元洪妥协，段祺瑞回京。
　　邵飘萍半夜得知消息，立即赶往北京站，没想到扑了个空，于是换乘汽车，直奔段氏官邸。到门口他掏出一叠钞票，拿出一半对门卫说：“你只要通报，不管段总理见不见我，剩下一半也是你的。”
　　满腔得意的段祺瑞正等待一个倾诉的机会，立即欣然会见邵飘萍，两人畅聊至凌晨3点。
　　在风云诡谲的军阀时期，32岁的邵飘萍痛感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偌大中国却没有一处“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的境况，于是辞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一职，创立《京报》。
　　受邵飘萍影响的《京报》，一度代表着新的潮流，不仅讲求新闻的时效性，还在新闻采访、版面设置、印刷发行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良。更重要的是，《京报》勇于直面军阀混战导致的社会现实，以针砭时弊的犀利笔触，赢得了社会声望。
　　报馆仅开张几天，邵飘萍就有《查办吴佩孚》《武人与政客》《敬告某某两派》《匪与督军》等檄文般的系列文章陆续见报。这种集中式的刊载方法，强化了报道内容，拉长了人们对议题的关注时间，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
　　办报仅一个月，《京报》的发行量就从300份增加到4000份，最高日发行量达6000份，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时间，京报馆成为揭露政治腐败，为民众呐喊，使反动军阀望而生畏的革命舆论阵地。
　　邵飘萍将亲手书写的“铁肩辣手”四字悬挂于编辑部，勉励自己与同仁肩扛社会责任。在局势混乱、外忧内患的时刻，他始终坚信，“铁肩辣手，快笔如刀”以救中国。
　　
　　站在魏染胡同南口，邵飘萍嫡孙邵澄告诉记者，1926年4月24日，祖父就是在这里被捕的。
　　就在邵飘萍亲友为其寻找营救途径之时，直奉联军总执法处草草将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
　　在京报馆，一张日历和一个停止的座钟，把时间凝固在1926年4月26日凌晨4时。天未亮，一声沉闷的枪声划破北京夜空。被押赴天桥东刑场的邵飘萍，以身殉报殉国，结束了他短暂而灿烂的一生。
　　邵澄说，临刑前，邵飘萍神色坦然。他向监刑官拱手说了句“诸位免送”，随即狂笑数声，慷慨就义。
　　一年后，1927年4月，他的入党介绍人李大钊，这位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先行者牺牲在绞刑架上，年仅38岁。
　　1949年4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亲自批复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由于邵飘萍生前的秘密身份，他牺牲整整60年后，才正式被认定为中共党员。“我觉得，祖父无愧于这个光荣称号。”邵澄说。
　　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室副研究员林齐模说：“邵飘萍的死是为挽救垂危的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而死，可以说重于泰山。他的风骨与血性，他以笔为枪、舍生忘死的使命担当，不仅是一位民国报人的气节，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气质。”
　　
　　吴问骋认为，邵飘萍能够做出卓越贡献，与其勤学、实践密不可分，“他有幸将自己的能力专长与民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值得铭记的一个符号。我们应当继承他的遗志和精神”。
　　从杭州《汉民日报》到《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再到独立创办《京报》，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再到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从业十几年，邵飘萍以笔为枪，针砭时弊，对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抨击鞭挞，冯玉祥夸赞他“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他的通讯时评成为那个时代的有力见证。
　　1919年5月4日中午，北大学生集于红楼前的马路上，浩浩荡荡前往天安门，与北京各高校学生汇合，惊天动地的五四运动由此发轫。这条马路就是如今的五四大街。
　　“祖父十分关注巴黎和会的动态，尖锐指出这次由帝国主义大国操弄的所谓‘和会’，只会令中国深陷水深火热。他在1919年4月30日发表时评《请国人注意外交上根本问题》，呼吁国民抓住救国根本，废除中日间一切胁迫而成的条约。”邵澄说，作为当时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和《国民》杂志社顾问，邵飘萍与诸多学生领袖和进步学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始终支持学生们的进步思潮。因此，邵飘萍深度参与这场爱国运动是必然的。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此次反帝爱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高潮。邵飘萍和《京报》对此影响深远。
　　五卅次日，邵飘萍就报道了惨案的经过，此后两个月内，《京报》经常以整版刊登五卅运动在全国的进展。邵飘萍还连续在《京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建议“我全国人应一致对外，用不合作之手段，无论大小职务，一律辞去，坚持到底，以促外人之觉悟”。在这场运动中，邵飘萍几乎将全部心力投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中。据说，当时京报馆一直在为共产党组织印刷秘密文件，为此，邵飘萍还专门在自办的印刷厂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室。
　　然而，他的言论在促进民智觉醒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悲壮的伏笔。
　　1923年二七惨案后，中共在北方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革命陷入低潮。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共专门讨论了“大量吸收革命知识分子”等议题。1924年7月，北京团地委停止活动并进行整顿，重新登记团员，同年11月恢复工作后，贺恕、罗章龙、范鸿劼等先后担任地委书记或委员。他们多为北大等校的学子，有的还是邵飘萍的学生。此时，邵飘萍与李大钊、高君宇、陈乔年、赵世炎等中共北方地区重要人物之间的了解日渐加深，与共产党组织走得越来越近。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不久，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软禁贿选总统曹锟，通电呼吁和平，邀请孙中山等人北上。邵飘萍对此予以极大关注，《京报》特别为之助阵。冯玉祥痛感督军内部缺乏政治人才，暗中物色能与他合作的人。恰在此时，邵飘萍进入了他的视线，冯玉祥亲聘他为高级顾问。
　　邵飘萍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他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外界所知。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但与普通党员不同的是，他是秘密党员——仅与个别领导人保持单线联系，一般不参加地方党的活动。这位特殊党员，被赋予“特别的工作任务”：一是宣传，二是情报。
　　时局的动荡，再次将邵飘萍推向风口浪尖。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为抗议日方提出的撤除津沽防务的无理要求，在天安门前集会，并赴执政府门前请愿。不料，执政府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民众，造成47人死亡、近200人受伤——鲁迅所说“民国以来最黑暗的那一天”来临了。
　　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介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报道。邵飘萍急赴各地采访，用辛辣的言辞亮出段祺瑞执政府显赫的“战绩单”：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还发出“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的呼吁，直指祸首段祺瑞。
　　此后的12天内，《京报》发表相关消息、评论、通电、文章113篇，平均每天达9篇之多。邵飘萍特意发表《诛人类之蟊贼》一文，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1926年4月15日，国民军败走，奉系军阀进入北京，张作霖扬言要杀邵飘萍。
　　报纸传到前线，军心为之动摇。张作霖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给邵飘萍，企图堵住他的嘴。在当时，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月只要12元就可维持基本生活。邵飘萍收到汇款后马上退回，称：“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明白，此次张作霖兵临城下，自己在劫难逃。几路军阀已合谋将他置于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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