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式社会动员在抗疫中的独特作用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与之匹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能够快速凝聚共识、统一意志，迅速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抗疫局面。
为应对疫情，西方国家也进行了社会动员。然而，植根于私有制土壤的西式民主政治，无法根本消除阶级社会固有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同时，资产阶级政党为赢取“轮流坐庄”的主场优势，彼此间不遗余力地进行着消耗性的政治缠斗，也相应地假借“民主”之名，把“作为整体的人民”悄然分化为“持有不同政见的选民”。这样一来，经济利益上的根本分歧和政治主张上的激烈分化，持续加剧着西方国家的社会撕裂。受此影响，西方国家执政党发起的抗疫社会动员，因缺乏广泛的思想共识和牢固的互信基础，只能被民众选择性接受。
相较于西方，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方面清除了“利益对立”滋生“社会失合”的经济根源，另一方面也为开展大规模集体协同行动提供了雄厚的国力支撑。在政治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中国进行抗疫社会动员最显著的特色和优势。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确保了党政机构在贯彻党和人民意志上的行动统一。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汇民心、聚民力方面持续发挥着保障作用。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形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紧密合作、团结奋斗的关系，有效规避了西方政党政治的利益之争、选票之困和社会撕裂之扰。最后，民主集中制保证党在治国理政中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奠定了坚实基础。凭借这些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抗疫工作时，能够在最短时间高度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抗疫意志，铸就起举国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
发起抗疫社会动员，目的在于形成多方参与的抗疫局面。而实现这个目的，则有赖于营造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在场、合体抗疫的环境。
疫情初期，一些西方国家基于傲慢与偏见，在污名化中国疫情的同时极力淡化本国疫情，在无端指责中国抗疫举措的同时却对本国抗疫失利频频“甩锅”。凡此种种，既麻痹、误导了本国民众，又错失了抗疫窗口期，最终搅乱了自身的抗疫节奏。当西方国家真正投入本国抗疫工作时，分权运行的政体在激发集体行动方面的缺陷暴露无遗。其结果是，中央政府无力对地方抗疫工作施加过多影响，也很难统筹、调动多元社会力量协同抗疫，最终形成了割据式、碎片化的抗疫景象。有的西方政党及政客生怕疫情影响选情，甚至无视防疫常识和专业建议而发起大规模政治集会，放任公众参与大规模聚集性活动。上述情形，反映出一些西方国家在抗疫动员方面组织乏力的事实。
面对同样的疫情，中国特大城市武汉并没有成为“孤独的纽约”“失控的德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一方面，“一竿子插到底”的组织推进，切实把党中央的抗疫指令传递到“最后一公里”。疫情初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在第一时间对疫情防控工作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周密部署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及时提出疫情防控总要求，并因时因势制定了重大战略策略。为确保党中央的抗疫重大决策部署得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依托自身庞大有力的组织体系，依靠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党组织及广大党员，逐级下达党中央的抗疫指令并将其融入微小的社会单元，进而有机构建起组织严密、有效可控的抗疫动员网络。另一方面，多点联动的共同应对，有力促成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在贯彻落实党中央抗疫决策部署方面，各级党政机构各司其职，在统筹推进本层级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的同时，积极调动资源、发动横向帮扶。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在抗疫社会动员中以点带面发挥“头雁”作用。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经济组织以及公民个体也在以各自的方式，为抗疫献智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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