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日落早，后坑儿村儿到白河堡的路程远且难行。我们俩先爬过一座贫瘠而荆棘丛生的大山，喘得像狗；再横过一条结着冰碴的白河，缄默地匆匆在土路上疾走，脚步快得可以参加竞赛。尽管如此，待我们到达公社时，天色已暗到看不清对方的面容。
我掀开厚重油黑的挡风棉门帘进入公社社部，这是一间北方农村的简单大屋，南向，一长条的大炕，估计20个人都能睡下。正面有一排糊着米模纸的窗户，听得见风的凄厉呼啸和木楞的咯吱声。窗前炕下是过道，几个年长整洁的人坐在板凳上，一看就是城里来的。回头再看炕上，拥挤地坐得满满，有的盘腿，有的倚靠在墙边，全是各村熟识或不熟儿的插队同学们，他们身穿深色棉袄或扎羊皮，男男女女，年轻，表情呆滞。
一位戴着黑边眼镜有学问的人正在讲话，介绍他是北京仪表局的。崔建和我迟到了，被公社宣传部长拉到一边，悄声告诉这是北京几个单位来招工的人。我俩就左右挪挪挤坐在了炕上。
接下来，另一年纪大点儿的女士站起来介绍，她短发，戴金丝眼镜，眼神犀利干练，南方口音。她是北京电视台来招人的。她描述了电视台一年四季无休止奔波的辛苦，非常肯定地说，女性不适合那里的工作，他们不准备招女学生。
所有单位介绍完毕，发给知青每人一张表格，写下自己的家庭背景，生日，性别，哪所高中毕业，哪个村子插队等等信息，然后一个传递一个地全部交了上去。回忆我那天晚上的感觉，并不好，既麻木又有忐忑的忧虑，无助无奈里隐约看到一细丝的光。坐在炕上的知青们，除了姓名性别不同，别的几乎都一样，皆有满是灰尘脏兮兮的头发和冻皴了的脸。我突然觉得就像是一群羊，低头沉默地等着被挑选，无论捉到哪一只，估计都差不多。也许父母取名独特的孩子被选中的几率大一点。
两个小时后，宣布名单。吃惊，更是意外，我竟然被北京电视台选中。
知青时期的杨劲桦
如果那天没轮到我做饭……，一切将无法预测，至少我自己的历史将会改写。每每想起这事儿都不禁令人发呆，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偶然，当偶然成为过去，用历史观的解释就变成了必然，又称之为：命运。地球有地球的命运，国家有国家的命运，升斗小民有升斗小民的命运，小蚂蚁有小蚂蚁的命运。
我写过不少回忆的真实文字，但尚未写生命中最最重要的许多部分，其中包括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经历。央视是我去国前唯一工作过的单位，影视也是我唯一从事过的职业，它引领那个还是懵懂少年的我，走入了大世界。
我写回忆，难免被议论，甚至耻笑，但记录真实就无法历史的虚无主义，每个个人的经历都是确实发生的故事，甚至连业内人也未必知道。社会与自然是一样的，你恰巧活在冰山脚下和凛冬季节，就只能经历寒冷，你活在炎热的海滨就可以游泳。后来人吃的脑满肠肥，去高调评论讥笑大饥荒时刻的百姓奄奄一息吃树皮，那就不属于历史观，而是属于人品的问题。记录真实需要勇气，心中要有一盏不灭的明灯。
之所以动笔难，皆因台里人物众多，身边很多亲近的同事都变成了各式各样显赫的领导，社会名流，掌握着重大的权力。屡次，我起了个头，却又退缩，把写出的字纸攥成一团，丢进废纸篓。直到几天前，突然收到央视朋友发来互联网上疯传的陈汉元先生病榻上的视频，令我瞬间崩溃，泪水抑不住地流。我责怪那个不顾及病人隐私拍摄此短片并大肆传播的女人，但也警醒。老陈曾与我有约，他要为我写的第二本书写序，每次见面他都会催促。可我的懒惰拖沓，更不信他的身体会日渐颓萎，使书至今未能完稿。静默想想，人生就如白驹过隙，只有一刹那间的停顿，我还能找什么借口，不尽快写完这篇文字？
北京广播大楼
杨劲桦和室友张沙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文播音员）在广播大楼正门前
主任打电话叫来了一位四五十岁的女士，并郑重地把我交待给她。她叫秦之莲，我称她为老秦。
老秦告诉我，地方组的意思就是负责全国各省电视台每天航空送来的新闻素材，也就是胶片，把它们剪接成视觉新闻，写好旁白文字，称为解说词。每天晚上七点钟的电视新闻里，除了时政新闻，大部分的节目出自我们组。地方组的组长是裴玉章，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他曾是广播局有名的笔杆子，你光看名字就可想而知。副组长有两位，杜长彬和穆昭山。我们组又分成三个部分，各分管不同的省，老秦和我在的办公室负责华东和西北地区的各个省台。我们办公室还有编辑顾群星和孙克文。小孙当时刚刚生下了个大胖儿子，在家里休产假半年，所以我就暂时使用她的办公桌。
当时还没有录像技术，电视新闻都用16毫米的胶片拍摄，现在想来真是难度很大。地方新闻制作的过程如下：各省市的电视台拍摄事件的内容，然后将胶片随当天的飞机航班送到北京。北京电视台收到后，立刻在一层的洗印车间冲洗底片，然后将样片送到我们组。每天早上，组里老张把样片按地区分派到我们各个办公室。拿到素材后，编辑们立刻开始剪辑和写作。片子完成，请组长和负责后期的副主任审片，并把文稿交给组长审阅。一旦全部通过，迅速交给楼下的音乐录音和配音播音员，并剪接底片混录。当天晚上播出。如果是紧急新闻，则用反转片拍摄，配音后直接播出，省去底片再冲洗的时间。
老秦是电视台老人，她的先生是当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摄影师。老秦嘱咐我站在她的身后，看她如何先把样片的每一个镜头剪开，然后反复思考选择，将需要的镜头长长短短地用接片机连接在一起，最简洁清楚地讲述一条新闻。当年用胶片和纳格拉同期声录音难度很大，权宜之计就是画面配上解说词，把镜头无法表达的用旁白来补充。解说词很类似新闻稿，时间地点事件（人物）三要素缺一不可。然而，解说词又有别于单纯的新闻稿，因为它无法独立存在，既不能解释画面又不能游离画面，所以写解说词有个特殊的技巧叫做“贴画面”。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电影胶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我几乎时刻都在跟它打交道，它实在令我深深地着迷。
我把样片的每一个镜头在看片机上看过来、看过去，有时我让胶片自动地走，看人物表情动作的自然变化；有时我用手拉，让画面里拥挤的骑自行车的人群戛然而止，仔细看女士们蒙在脸上的红的绿的纱巾被风吹得鼓起。我喜欢那种种奇妙的感觉。仅那一年，我手里就摸过无数尺的胶片，连日本接片机、国产接片机的刀片直斜度，进口胶条和国产胶条的厚薄我都仔细地研究过。
一般我亲手剪接的片子，从不会在放映时跳片或卡机，哪怕我用的是稍厚的国产胶条。我寻遍所有有关电影的书籍，爱迪生、卢米埃尔，蒙太奇、摄影，默片、有声片……，孜孜不倦地读，享受得如同天天吃红烧肉配米饭。下班晚饭后，我会回到办公室，从垃圾桶里捡出扔掉的剪余片，做各种各样的小实验，创作蒙太奇的效果。
有时我把同样动作的中景和近景镜头在动作的中间剪断，再把中景近景连接起来，如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却又产生了新鲜。我常常就浸淫在这小小的自我快乐里，磨蹭到深更半夜才恋恋不舍地回宿舍睡觉。老秦看我不厌其烦地琢磨这些小把戏，总是笑：“没有必要啊，小杨，一个镜头就好了。”
报到时人事处告诉我，你们这几个是电视台年纪最轻的员工，又是农村插队的学生，所以级别最低，挣31元的薪水。我点头，谨记卑微，沉默少语，黄花鱼低头溜边儿。其实钱少对我来讲没什么，每个月初，一发工资我就去食堂买饭票，花掉15元。我住在广电局复兴门的新302集体宿舍的顶层，床位每月5毛钱。吃住保证了以后，剩下的钱我会买一张公共汽车的月票，然后就都买成书。那时的书也很便宜，我在宿舍立着一个书柜，别人都特别羡慕。
钱完全不是问题，但有一件事，却令我寝食难安。那就是天天梦想着的上大学。当时新闻部能当编辑的人，都选自各著名大学的中文系或新闻系，而我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山沟里的农民。我那自幼年就被父母教育出来的可怕自尊心每天折磨着我。除了加倍努力，我还能有何选择？
那一年里，我几乎没有休息过周末，没有休息过晚上，过着简单忙碌和极为自律专注的生活。我入台前，由于摄影、编辑和翻译的极度缺乏，电视台招收了一大批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来自全国的顶尖大学，我对他们怀有无比的羡慕和崇敬，幻想着哪天能像他们一样，被推荐上大学。他们中有王晓明、张长江、张长明（后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张永富、陆金龙、李晓雅、赵化勇（后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孙素萍、孙克文、马赤厚、王进友、王素梅、王春全等等，他们成为当年电视台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也很快成为了引领中国电视的台领导和各个中心的领导。当时，他们当中有些配偶在外地，有些尚未成家。吃完晚饭后，这些年轻人都会去新闻部办公室，一起看当晚的电视新闻，主要看自己做的节目。
新闻过后，我走过寂静空荡的走廊，独自一人回到我的办公室，继续工作。其实亮灯的还有我斜对面的办公室，里面坐着台里纪录片大编辑臧树清。臧树清是南方人，文革前复旦大学毕业，当时他孤身一人在北京工作，妻子孩子都在外地。整个侧楼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办公室的门永远是敞开的，我办公室的门永远是紧闭的。
我更喜欢在夜里工作，能聚精会神不受干扰。我会花比别人多数倍的时间做一条简单的新闻，全因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完美主义，用今天的贬义词儿形容，就是处女座的龟毛。当年的新闻稿纸是特别的格式，左边的格子写解说词，右边的空白栏是镜头提示。解说词的长短严格依赖镜头的长度，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都会影响播音员读稿的语速。写一篇好的短新闻稿不难，但写出好的解说词却不易。因为解说词句子短，不仅要方方面面顾及到，还要拿捏得恰到好处，当然，再有些文采，感染观众就更不容易了。
应该说，我对如何写好解说词是倾全身心去学的。我从关注台里的大编辑们的解说词开始，琢磨比较他们各自独特的风格。电视台的编辑职称，就是人们认知里的编导，他们是所有影片节目形式的主导和灵魂，对他们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当年，摄影记者属于前期，主管前期的新闻部副主任是孔令铎先生（后为央视国际中心主任）。摄影师主要来自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如：李绍武、左耀东（专题中心主任）、戴维宇、王元洪、王新华、李凯（广告部副主任）、卢谊逊、闫平舟、崔雁敏等，人数较多。编辑属于后期，人数少，著名的大编辑屈指可数，如：王娴、陈汉元、刘孝礼、臧树清、庞啸、屠国壁（纪录片《丝绸之路》撰稿人）等。
央视编导王娴
编辑最厉害的地方，都在笔头，也就是解说词。那时我年轻，胸中有块垒，时时感到有喷射而出的需求，我经常在听刘孝礼写的解说词时会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比如：“六连的历史是用刺刀写红的”之类的……, 那种拨动人心的激情，使我至今无法忘却。毛泽东逝世、周恩来逝世的片子好像都是他写的解说词，夏青或赵忠祥播音。刘孝礼先生后来担任中央电视台军事中心的主任，并成为了将军。
那时，我对解说词的热衷就像是着了魔，连夜里睡觉也睡不安稳，常常会梦到一些词句，跳起来摸黑写在小纸条上。周末洗衣服时，我抖出来的各式字条会掉满一地，似一地鸡毛。我写字很认真，为了漂亮，用蘸水钢笔，字写出锋来，纯蓝色的墨水，绝不出现涂改、错字等马虎，受到组长老裴每天的表扬。有一天中午去去食堂吃饭，一个壮实高个子的男人朝我走来，他大眼睛，感觉稍稍有点突出，一张口听见熟悉的声音。他说：“你就是那个新来的编辑吧？我每天读你的稿子，最干净的稿子。我是赵忠祥，大家都叫我大熊。”
不过，我需要激情却极度不喜欢煽情，我的审美是追求那种潜台词的威力，不动声色地，巧妙地，风轻云淡地，表达深层次的话外音，陈汉元就是这种风格的高手。记得当年被报刊媒体频繁使用的一些词句都令我受不了。举例：“甩开膀子大干”就是其中一句。我每次听到都觉得十分好笑。组里有编辑就爱用，说多生动啊，很形象。我暗想工人农民也就算了，可以甩膀子刨土打铁什么的。可说到知识分子时也用，真难为了，类似陈景润那样的，连鞋带儿恨不得都不会系，谈何甩膀子？
杨劲桦与陈汉元，杭州西湖边
有一次，我和陈汉元、朱景和（专题部主任）去杭州。傍晚，我们三个在西湖边散步，我说，我想写一本解说词的书，他俩都兴奋地说好啊！呵呵，现在想来我是多么幼齿，我竟然对解说词迷到那个份儿上。出国后我在UCLA电影学院研究院的学习，使我对纪录片的创作和理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幸亏没去写那本书。
1989年为美国PBS拍完大型系列纪录片《太平洋世纪》后，我的制片人亚历克斯·吉布尼（两度奥斯卡纪录片获奖者）给了我一盘1/2的录像带，我播放来看，叫《河觞》。那是中央电视台用拍《话说长江》的剪余片编的一部纪录片，画面没有什么特别，但听说在国内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影响，全因为那极为煽情的解说词。我赴美国读书前，专题部左耀东先生和我筹拍中国近代史30集大型纪录片，临行，我拟好了创作大纲，但后来各种原因，此片没有拍，是左师傅和我终生的遗憾。《河觞》大致讲的也是那段历史，看完后，我陷入思考，想如果解说词由我来写，我不认为如此慷慨激昂的亢奋会比不带情绪的平和客观更具有力量。
有一年回国，王娴邀请我到泰安参加全国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大会。当我匆忙赶到那里，惊喜地见到了陈汉元和田本相二人，老陈与我是忘年交；而田老师曾在我年轻时辅导我研究过鲁迅。
大会有三个发言人：
第二位是被誉为中国电视天才第一人的陈汉元，他和声细语亲切地讲述《雕塑家刘焕章》的创作过程：“凤头、猪肚、豹尾”，还有那意味隽永的解说词写作。
第三位竟然是我，我看着台下大会场里的几百个翘首凝视的严肃艺术家们，对着麦克风半天开不了口，思忖自己的见解是不是大逆不道，整个会场在等待……。终于我犹豫地说：“我能说的只是自我否定，否定我过去对解说词的偏执。……, 诚实地说，以我现在的理解，什么都可以是解说词，没有特定的定义和形式，只要你用得合适。”
央视编导王娴
春天的一个早上，刚上班，部主任老夏来到我们办公室，她说我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好，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弦外之音似乎原来没对我这个无学历、无背景的农村插队知青抱什么期望。老夏还说部里决定进一步培养我。她的肯定对我很重要，刚入职场的我是个“二表”人士，既努力在工作中表现自己，也喜欢受到表扬。
老夏带着我从走廊转过弯儿去，进入了一间窗户朝南的屋子。屋里有个小个子的女士，浓密的短发整齐地盖过耳朵，看模样四十岁左右，尖尖的下巴，尖尖小巧的高鼻梁，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心想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特别娇俏的小姑娘，当然这只是本能地念头一闪，完全没有不敬。其实我早就知道她是谁，她的瘦小身材和她的大名鼎鼎有点儿不相对称。我常常远距离地注视她，默默地偷听别人议论评价她，她就是当年电视台响当当的大编辑，而且，是唯一的女性。
老夏对我说：“这位是王娴，这个星期她每天都会教你。”
她，就是我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影视老师。
国内当年同事之间不像美国人直接叫名字不带姓，皮特、迈克、珍妮佛…..; 也不像当下见谁都称呼老师，鸡皮疙瘩起满身，毁了一个中文词汇。那时，年轻人被叫小杨、小王、小林；年长的被称老张、老刘、老陈；少数人有绰号，比如：大熊（身材高大厚实）、老光（光头）；连名带姓两个字的，就直接叫名字：王娴，李凯。
但直接叫她王娴，我还是有千般的顾虑，哪怕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个顾虑还在延续。跟着别人叫她王老师，又太生分，哪怕她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
前三天，王娴播放她创作的纪录片，她给我讲镜头，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空镜头、静止镜头、运动镜头，摇、推拉，轨道，空拍、主观镜头……，等等。接着，她告诉我人眼的反应是0.4秒，一秒是几格胶片，如何把各种镜头衔接在一起让眼睛看着不跳, 简单的规则：动接动，静接静，动态的镜头停住后，再衔接静止的镜头。留心方向，对面说话，避免一顺儿，错了位置。她教我剪接的技巧，镜头的选择，表现主题的各种不同方式，还有很多。
后三天上课，她讲解说词的创作。她说话声线很细，音色年轻，没有共鸣腔，音量不大。她的解说词写得好极了，尤其是由播音员念出后，你仿佛感觉到大江大河，那种流畅，就像是一条无尽头的黑丝绒带子，丰满，浑厚。总之，她的作品风格和她的外表反差巨大，她不是女性的那种精于雕琢，小模小样，我觉得她的作品比有些男性编辑的片子还要大器得多。
央视编导王娴
我每次看见王娴，她都是身板笔直，头高高扬起，完全不像我低头缩背，悄声走过。王娴是骄傲的，出类拔萃，常让我想起小个子的拿破仑策马扬鞭指挥着漫山遍野的千军万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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