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与东莞②|翻开《金文编》，看见容庚璀璨学术人生的序章
九十九年前，一个中学生带着四册书稿拜见了一位学界“大咖”，自此开启一段不凡的学术人生：先是被破格录取为北大国学门研究生，未毕业就出版了学术专著，此后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终成一代学术大家。这位中学生正是莞籍著名学者容庚先生，而那四册改变他人生命运的书稿，就是其成名作《金文编》。
▲《金文编》手稿
容庚，原名肇庚，字希白，号容斋、颂斋，广东东莞人，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文物鉴藏家，一生致力于学术，尤精于金石之学，书画、碑帖均有涉猎，编撰专著30余种、论文90余篇，成就卓著，嘉惠学林，晚年将收藏的青铜器、书画、碑帖、文献等无私捐赠国家，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8月5日至11月5日，由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的“容庚与东莞”大型系列展览活动将在东莞举行，届时将推出6个主题展览、4场专题讲座，以东莞为切入点，从成长、治学、鉴藏、艺术、情怀等不同的角度，全方位、立体化深度解读容庚丰厚的学术人生。
今天，我们继续“容庚与东莞”话题，解读《金文编》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容庚为什么要编《金文编》，以及《金文编》又如何成就了容庚的学术人生。
▲老年时期的容庚
《金文编》地位：古文字研究者必备权威工具书
要了解《金文编》，就得先了解金文。金文，也叫铭文，是从商周至秦汉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记录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如果要研究当时的历史，就必须先看懂金文。怎样才能看懂呢？那就需要工具书。
在以往的工具书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本：一本是北宋吕大临（被后世称为“金石鼻祖”）所编的《考古图》，收录了200多件青铜器和玉器，书中描绘器型、描摹铭文；另一本是晚清吴大澂所编的《说文古籀补》，按照《说文解字》体例编排，集录先秦青铜器铭文为主，兼收石鼓文、古币文、古陶器文，共收录4700余字。
容庚吸收前辈的研究成果，参考《说文古籀补》的做法，临摹3000多件商周青铜器铭文拓本或影印本，撰集成《金文编》，成为中国首部金文字典。《金文编》不仅是一本字典，也是一部专著，对于金文字形的辨别、选定、释读、解说，有独到的研究见解。同时，亦是学习篆刻、书法的字帖。时至今日，仍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是中外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权威工具书。
▲《金文编》初稿手稿
一个青年为什么会对金文感兴趣，立志要去编一本字典呢？这就得从容庚的成长环境和学习经历说起。容庚成长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学熏陶，少年时和弟弟们跟随舅父邓尔雅学习篆书和刻印。邓尔雅是岭南篆刻名家，他认为学篆刻的人若无文字学功底，便难有成就，于是有意引导容庚兄弟学习古文字。
在学习的过程中，容庚对古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发现相关工具书不多，《说文古籀补》等书虽然可以参考，但内容驳杂，资料不全。因近代以来出土了不少青铜器，拓片比较容易收集，于是容庚决定编写《金文编》。那一年，他22岁，刚从东莞中学毕业。这个想法得到舅父的鼓励和支持，后来邓尔雅专门为容庚刻印“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激励他将研究古文字作为终生志向。
此后整整六年，容庚潜心研究，日夜摹写铭文，注明每字来源，编选名家考释，终于写成四册稿本，其中商周金文编三册（正文一册、附录一册、拾遗一册）和秦汉金文编一册（即后来出版的《秦汉金文录》）。
▲《金文编》初版书影
1922年夏，容庚北上求学，途经天津时携《金文编》稿本拜访学界“大咖”、中国甲骨学的奠基人之一罗振玉。罗振玉多次翻看稿本，对容庚十分赏识，向时任北大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马衡写信推荐。因《金文编》体例严谨、材料丰富，马衡决定免试破格录取容庚为国学门第二期研究生。
当时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可谓“众星云集”，蔡元培兼任所长，沈兼士任主任，委员有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马衡、陈垣等，还聘任罗振玉、王国维等名师为通信导师。入读国学门后，容庚获得更多名师指点和研究资料，不断修正充实《金文编》。
1925年春，《金文编》写成。胡适将书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当时研究金文的人较少且影印费用昂贵，商务印书馆决定不予出版。当年夏天，罗振玉得知消息后施以援手，出资石印几百本，署“贻安堂印行”。容庚对此非常感激，常说“没有罗振玉就没有今天的容庚”。罗振玉之孙罗继祖曾在《我的祖父罗振玉》中提到“容感公扶持，解放后所得《金文编》再三版酬金遗我祖母，以志不忘前惠。”
▲罗振玉
《金文编》初版共有六个序言，是各个版本中最多的，除容庚自序外，分别有罗振玉、王国维、马衡、邓尔雅、沈兼士五位导师的序言“加持”，数篇序言呈现了其深厚的学术渊源。
其中，罗振玉对容庚期望颇高，在序言中写道：“容君年尚少，山川之宝又日出不穷，候之一二十年，必且又有增益可知也。”王国维对《金文编》的评价也很高，认为比《说文古籀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序言中写道：“东莞容君希白出所著《金文编》相示，其书祖述中丞（吴大澂），而补正中丞书处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
马衡则十分赞赏容庚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序言中写道：“以金文为限，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殷周，下编为秦汉，后出诸器并见采辑，稍涉疑似即入附录；其赅博矜慎之处，视吴书（《说文古籀补》）有过之无不及也。”邓尔雅也在序言中称赞容庚治学勤奋刻苦，“容氏长甥希白乐此不疲，析疑问难，时相过从。因追忆旧稿之稍稍精确者十之一二付之，乃希白锲而不舍，日夕雠校，迭有增益，稿若牛腰。”
此外，沈兼士非常认可容庚将图画文字收入字书的做法，认为这是吴大澂不足之处，也是《金文编》的特色所在，他在序言中写道“尤喜其附录中增收图画文字一类，为能认识文字制作之源”，并希望容庚能结合字形、音韵、词汇、语法去探讨文字的演变源流。
因内容丰富、考据严谨、博采众说，《金文编》一出版就收获学界好评，亦作为容庚的毕业论文，获得优良成绩。1929年，容庚收到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件，写信人是与其素未谋面的郭沫若，信中言及“近复推览大作《金文编》，用力之勤，究学之审，成果之卓荦，实深钦佩。”
▲容庚获得的论文审查证（东莞市博物馆藏）
扬名学界：一举成名，终成学术大家
《金文编》出版后，容庚在学界一举成名。1926年3月，容庚受聘为燕京大学襄教授（相当于副教授）之职，一年之后破格晋升为教授，并担任《燕京学报》主编，又先后受聘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会委员、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在京二十余年间，容庚以《金文编》广交良师益友，开阔了学术视野，走向“由文字而及器物，由器物而及于史迹”的治学发展之路，先后编撰《宝蕴楼彝器图录》《秦汉金文录》《中国文字学形篇》《中国文字学义篇》《颂斋吉金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商周彝器通考》等专著，终成一代学术大家。
容庚一生著述30余种，其中《金文编》可谓倾尽其毕生心血，六十年来从未间断增补和修订，年过八旬仍在进行第四版的增订工作。从1925年到1985年六十年间，《金文编》先后有四个版本面世。
容庚写就了《金文编》，《金文编》成就了容庚。看似是一部书稿成就一代学者，实则为容庚先生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所书写的励志人生。
文字：沈汉炎 通讯员：万彦 麦淑贤
摄影：沈汉炎、东莞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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