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在贞观十三年所上之《十渐不克终疏》是此前二年《谏太宗十思疏》之姐妹篇，同样流传千古，为人津津乐道。
魏徵此疏，开篇就说自古帝王“受图定鼎”，都想“传之万代”，因此“布政天下”之时，“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说明这些道理都懂。但普遍规律是“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魏微将其原因归结为“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并称此为“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
魏徵在这种普遍规律的大框架中，以贞观之初为参照系，列出李世民“渐不克终”的十个方面，一是贞观之初，无欲清静之化远播边疆。如今“其风渐堕”，以至于“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
二是贞观之初，“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如今却是“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还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恐怕不是“兴邦之至言”;三是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如今却是“纵欲以劳人”，包括营建宫室，因为“虑人致谏”而说“若不为此，不便我身”，这是堵“谏者之口”，并非“择善而行”；四是贞观之初，“亲爱君子，疏斥小人”，如今却是“昵近小人”、“疏远君子”，此非“兴邦之义”；五是贞观之初，“捐金抵璧，反朴还淳”，如今却是“好尚奇异”，
“上好奢靡”不能“望下敦朴”；六是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如今却是凭个人的好恶，听小人的馋言，轻率地褒贬人物。七是贞观之初，“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即使有狩猎之爱好，也能“内除毕弋(狩猎)之物，外绝畋猎之源之物”，如今却已超越一年三猎的旧礼，以致“见讥于百姓”;八是贞观之初，“君恩下流，臣情上达”，上下融洽，少有隔膜，如今在这方面“多所忽略”，使人欲言又止，“莫能申其忠款”；九是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已从人，恒若不足”，如今却是骄长欲纵，“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十是贞观之初，“频年霜旱”，天灾不断，百姓“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因为他们感受到“陛下矜育之怀”，如今百姓“疾于徭役”，
其心恐已“不能如前日之宁帖”。
魏徵的《十渐不克终疏》，摆出来的是“不克终”，目的却在于帮助李世民“克终”，以免“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尽管其言辞激切，罗列“十渐不克终”犹如罗列“十大罪状”，
然而李世民读了这份奏疏之后“深加奖叹”，并将它挂在屏风上，早晚观看，并将魏徽的谏言抄录给史官，还赐予魏徵黄金十斤，御马二匹。
此后之进谏，大致都与《十渐不克终疏》有关，都为帮助李世民善始善终。例如，贞观十四年，魏徵谏李世民“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认为如此这般，易使“刀笔之吏，顺旨成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大小官员“苟求免祸，矫伪成俗”；魏徵谏李世民因宦官的小报告而怒贬员外郎韦元方为华阴令，说“帝王震怒，不可妄发”，而“宦者之徒，古来难养，轻为言语，易生患害，独行远使，深非事宜”；贞观十五年，魏徵谏唐太宗之斥房玄龄，说“营缮”事宜，房玄龄等“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何错之有，“何罪而责”？（以上参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一》）
贞观十六年，魏徵有病，李世民以“手诏慰问，并说“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魏徵遵嘱“封状”谏李世民之言行相悖：“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这是魏徵对李世民最后的奏疏与谏诤了。
Related Key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