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苦吟诗人，头脑中便立即会想起“郊寒岛瘦”这个词，但好像没人知道宋代也有一帮苦吟者，而最具代表性的则非陈师道莫属了。
书载，陈师道写诗特别地刻苦，一旦有了灵感，做的第一件事是立马跑回家，钻进被子中，把自己捂得个严严实实，大家都知道他的作派，“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婴儿稚子亦皆抱持寄邻家”，以免妨碍了他的创作，这种仪式感很是奇葩。
他对自己的作品是反复吟咏，苦心推敲，好事者送雅号为“吟榻”，他也乐于接受，亦自称为“吟榻者”，师兄黄庭坚曾为他量身定做了一句诗：“闭门觅句陈无己”，说的就是他创作时的情景。
不过，他的苦不仅是创作苦，生活也是苦不堪言，可以说是贫穷了一辈子，虽然现在他的声名不高，亦无一首脍炙人口，人人能背诵的佳作，但在业内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可以说亦是“藏在深山无人识”的一丛幽兰，独自芬芳。
陈师道，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后人称为陈后山，徐州彭城人，“苏门六君子”之一，江西诗派重要作家；初为徐州教授，后历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等职，年49岁时病逝，有《后山集》传世。
他的简历可谓是再简单不过了，相对于北宋那些文坛牛人，其中似乎少了一句话，“进士出身”，也就是说，他没有经过科举考试，这在当时应该算是白衣之人，至少是不能入仕途的。
简介中可以看出，他的学历很高了，但当年的这些教授博士，并不代表学历和出身，只是在某一领域中学问或技艺出类拔萃之人的尊称，也可以是职业的代称，并不需要通过考试获得。
与以前的博士称谓相比，宋代的含金量显然要低很多，但不管怎么说，他这博士是政府批复授予的，还是说明陈师道的学识是很高深的，非是那些民间的茶博士或酒博士的俗称相比。
陈师道的祖上也曾是高官，但到他这一代时，早已风光不在，家道中落，这时的一个普通人家子弟，想要融入主流社会，唯一的途径便是科举，只有博得一个出身，方有步入仕途的可能。
当时正值王安石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改革，以经义取士，诗文的比例大幅下降，这对一生痴迷诗的陈师道来说，当然会失分不少，于是，为表示不满，他索性不参加考试了，将自己置身于白衣之列，有脾气！
这时的他已23岁，正值大好年华，不去科举，将自己上升的通道堵死，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后来的他在京城晃荡，“游京师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从中我们能够想见，这陈师道不趋炎附势，还真是个有个性的牛人。
他之所以牛，当然也是有根基、有本钱的，早在16岁的时候，他就以文章被“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所赏识，后来便在曾巩的门下读书，可以说，他最早是曾巩的门生。
曾巩作为文学大家，在朝廷掌管五朝史事，有权自己选择僚属，欲举荐28岁的陈师道为属员，期以助他一臂之力，惜“朝廷以白衣难之”，未果；又有人举荐他去太学当学录，也就是管理学规及考校训导，他也推辞不就。
不管怎么说，这学录一职，虽然是官阶相当于最低的九品级，但怎么说也是属吃官饭之人，当然，以陈师道的才学和自视，是远看不上这渣渣小官的。
陈师道的名声大，许多高官也认为以他这样的才俊被闲置，实在是可惜了，也想将他招至门下，当时在枢密府的章惇想将推荐他，此时已32岁的他婉拒；后来章惇为执宰，权倾一时之际，更是托秦观递话，让陈师道去拜见并举荐他为官。
受到宰相的青睐，平步青云，指日可待，依一般人，遇见这么好的机会还不忙得屁颠屁颠的，赶紧贴了上去，但陈师道如何行得这般之事，爽气地回复秦少游，“士不传贽为臣，则不见于王公。”拒不谒见，“终不往”这牛气哄哄地逆天了，而此时的他已40岁了。
不过为生计，在这期间他还是接受了苏轼的举荐，去徐州的州学当了教授，两年后，当苏轼去杭州任太守时，他去送行，又因擅离职守，加上“进非科第”而受到攻讦，于是，被弹劾成了一个无业游民了，我估计还是因为当时的党争之祸而中枪了。
姓名曾落荐书中，刻画无盐自不工；
及苏轼任颍州太守时，他去颍州当教授，苏轼对他也是赞赏有加，并希望收为已41岁的陈师道为弟子，可他因为曾受教于曾巩，遂以“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为由婉拒，这让苏轼情何以堪。
好在苏轼是个爱才又大度之人，不以为杵，反而对他尊师的行为很是尊重，一以贯之地对他关爱有加，对他进行全方位的指导，使他的文学才能日渐精进，所以，尽管他没有正式拜东坡为师，后人还是乐于将其列为苏门弟子。
以苏东坡之名气，欲收他入门，缘何陈师道会加以拒绝，从表面上看，似乎他是不愿背师，但要是真正想深一点，苏轼和曾巩都是欧阳修的门生，以师承论，皆出同门，其实也不算是背师。
所以，他所说的“愿立弟子行”也只是自谦之词，因为，不管他愿意与否，最终后人还是将他列入“苏门六君子”，这也许只是他心气高的表现方式吧。
虽然陈师道也担任过一些职务，但包括太学博士在内的这些职务，准确说都不算正式的国家公务员，应该属部门招聘的事业单位非在编人员，而此后虽有调彭泽令、秘书省正字的机会，但他却因母丧等原因，未曾入职，这些按说都是正宗的公职，至于真正的原因为何，不是而知。
我猜测，陈师道既然不科举，也早就将入仕的道路自我堵死，所以，他对当官有着顽固地拒绝心理，从他曾担任过的职务来看，都是些类似“民办教师”般的外编制人员，这不违背他内心的坚守，至于后来那些在编的公职，他是不会去的，也不屑，要是去了，岂不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那是万万不能的。
可是，这样的性格对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损伤，他一生贫穷，家中经常是陷入断炊之困，相对于如杜甫或孟郊那样贫困的程度来看，陈师道可以说是“苦”呤诗人第一人，连妻子儿女都无力养活，其生活之艰辛，远超人们的想象。
他有多穷？据正史载，“家素贫，或经日不炊”，同门师兄张耒说他是“劳苦陈夫子，欣闻病肺苏。席门迁次数，僧米乞时无。”而同朋友晁说之也说：“闻之在徐州，无衣出柴门。亦赋乞食诗，饥疮故拙言。”这穷得来也真够水平了。
他的穷困可谓是诗人圈中最极致之人，最后是在49岁时，因没有冬衣御寒，受冻成疾而亡，“衣无绵，遂以寒疾死”，死后无钱下葬，朋友买棺敛之。
没有衣服穿竟至冻病死去，这穷困的程度想想都觉得令人不可思议，但这其中却是有个缘由，换言之，是他的高傲将自己推向了死亡之路。
他要外出郊祀行礼，天寒无棉衣，于是妻子找娘家人借来棉衣与之御寒，但当他得知这衣物是连襟赵挺之的物件，坚决不穿，冒寒出门，归来便生病卧床，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史载：“陈在馆职，当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御寒气。无己止有其一，其内子为于挺之家假以衣之。无己诘所从来，内以实告。无己曰：“汝岂不知我不着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冻病而死。”
宁愿受冻，也不穿他心目中从恶人处借用他人锦衣，表面上看，是他脸皮薄，死要面子的结果，是典型的被自己给作死的；其实是骨子中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使之然，这体现了陈师道的傲骨和高洁人品，不过，这代价也实在太惨重了。
赵挺之是何人？那可是北宋的宰相级人物，是妥妥的高官贵人，应属新党一派，虽然现在大家对他不熟悉，但他有个儿子却很有名，叫作赵明诚，而赵明诚的妻子便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所以，从辈分来说，李清照应该喊陈师道一声姨夫呐。
对赵挺之这样的高官，陈师道是不屑与其为伍的，更何况当时新、旧党争炽烈，几成水火不容之势，而以蔡京为首的新党对司马光和苏轼等一众旧党人，迫害程度令人胆寒，作为苏轼的弟子又心高气傲的陈师道来说，拒绝穿这衣服，也是可以理解的。
陈师道实在是个很奇葩之人，他一生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除了诗，其他一切都与他无关，包括养家糊口这基本的生活保障，在他眼中都无视，他的个人爱好高于一切，说实在的，谁嫁与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家境贫困，生计维艰，尽管处“人不堪其贫”之时，他自己却全然不以为意，依然“左右图书，日以讨论为务，盖其志欲以文学名后世也”。
陈师道目前存诗五百余首，不算少了，但是读他的诗，总是给人一种色调灰蒙的感觉，完全没有点点亮丽的色彩，读后心情很是沉重，令人窒息。
他的诗，没有“杏花消息雨声中”的闲情逸趣，没有“明月清风不用钱”的潇洒豁达，没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哲理天然；更没有气势喷薄于字外，抱负藏匿于胸间的豪迈。
他有的，是凄凉的“贫居常闭门”，哀叹的是“穷里听嘘吁”，令人心痛的是“五年三别离”，压抑的是“吞声不敢尽”，特别是他无力养家时，将家人送去岳父处抚养而写就的一系列伤感的诗，如《送内》、《别三子》、《寄外舅郭大夫》以及《示三子》等等，饱含深情，
凄楚感人，是陈师道最富有深情的诗作，读来真是让人嘘唏不已。
城与清江曲，泉流乱石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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