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朋友圈与饭局：一部饭桌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鲁迅的朋友圈与饭局：一部饭桌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鲁迅研究者有很多，薛林荣是其中之一。和专业学者不同，过去20多年里，鲁迅对他来说不单是研究对象，也是他人生的观照和榜样。“鲁迅研究走到现在，路子比较狭窄，很多研究都是为学术而学术，圈内自娱自乐，和大众的关切不发生任何联系。我希望把他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的联系写出来，把他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鲁迅的饭局》是薛林荣出版的第二本鲁迅“微观研究”文集，以鲁迅1912年到北京至1936年在上海去世间的饮食习惯以及饭局为线索，细腻地复原了他的生活场景。
在人生的不同时期，鲁迅研究对薛林荣的意义是不同的。20岁的时候，作为一名中文系学生，“鲁迅是必修课”。他曾一遍遍细读鲁迅的日记，最初是因为“他写得很漂亮，语言文白相间，要学习他的遣词造句”。工作以后，他写鲁迅主要是为了业余时间赚稿费。当时在政协系统工作的他向《人民政协报》的《春秋》周刊投稿，一篇3000字的文稿可以得到300元稿费。“当时300元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20岁时，晚上熬夜写稿，身体也还能支撑。”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和鲁迅同为公务员，也都是读书人，于是想从这位民国公务员身上找到一些参照和共鸣。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薛林荣变得越来越忙碌，阅读和研究鲁迅逐渐成了紧张工作之余的调节，一种额外的精神享受：“写文章得把自己先哄高兴了，才能把别人哄高兴。”
虽不是正儿八经的学术研究，但薛林荣写鲁迅也是言必有出处，十分严谨。在他家中，有七八个版本的鲁迅全集，两个书柜里全都是鲁迅的资料，包括手稿的影印件。他说自己几乎不在网上查有关鲁迅的资料，因为“既不信任那些材料的真实度，也不是很认可一些观点”。身处甘肃天水，“到大城市的图书馆查询资料也不方便，只能依靠自己的收藏做了个鲁迅的资料库”。
现在，他把过去20多年间所写的文稿汇集成了4本书：已经出版的有《鲁迅草木谱》《鲁迅的饭局》，还有《鲁迅的封面》《鲁迅的门牌号》即将出版。薛林荣的笔调就如同鲁迅多年的邻居，旁观着这位文豪的生活点滴，又转过身去，向外人娓娓道来。
第一财经：鲁迅的生活侧面有很多，为什么会把关注点落到鲁迅吃饭这件事？
第一财经：从他的饭局和交往中，能看出当时文人的经济情况和生活条件是怎样的？
薛林荣：在北京，鲁迅在教育部当公务员。刚入职的前三个月，每月60元。之后工资慢慢涨了，稳定在240元现大洋。到1914年，升到每月280元；到1916年，又升到300元，达到佥事工资的最高档。一块银大洋等于七钱二分白银，0.7两，一两是50克，一克白银的价钱约合现在人民币5.3元。因此，一块大洋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185元人民币。鲁迅的300元俸银相当于5.5万元人民币。这个工资水平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工资持平，比拿“教授最高级之薪俸”的胡适的月工资高出20元。可见鲁迅的工资是高于北大教授的。
厅局级干部鲁迅的月工资是5.5万元人民币，比现在同一级别的公务员工资高得多。他还在各个学校兼职教课，也有报酬。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鲁迅能够自食其力，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鲁迅拿300元工资的时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拿120元，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拿8元。
第一财经：鲁迅的口味如何？
薛林荣：周氏兄弟其实对吃很懂，很挑剔，也讲究。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中也说在北京住了十来年就没什么好吃的，这话令北京人不爽。鲁迅的口味比较重，他老说什么东西没味道，就像《在酒楼上》开头所说：“我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
首先，鲁迅喜欢家乡菜，叫绍酒越鸡之饭。童年的饮食习惯决定着一个人的味蕾。在一般语境中，鲁迅似乎只适合喝绍兴黄酒，而不是白酒，更不是洋酒。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就这样写：“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
绍兴的臭豆腐、梅干菜扣肉等承载着鲁迅的乡愁。鲁迅初到北京，几次小饮小聚，有些是绍兴人招饮，有些是绍兴人参加，所以都在绍兴饭馆中进行。杏花春的拿手菜是溜鳝片、烤鳝背等，颐香斋的拿手菜是红烧鱼唇、烩海参，都是比较高级的。鲁迅小说中绍兴美食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比如《祝福》中提到，绍兴城内的福兴楼有道菜叫“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是不可不吃的。福兴楼是小说中的一个地名，但清炖鱼翅这道菜却真实存在。《阿Q正传》中写道：“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绍兴菜烹鱼确实都放一些切得精细的葱花，虽然是小说，却完全是写实。虽是写实，却用近乎夸张的笔法，从“半寸长的葱叶”和“切细的葱丝”上分出城里与乡下的不同来。处处无闲笔，极其高明地映射出鲁迅味蕾上的乡愁。
鲁迅爱吃零食，尤好甜食。他爱吃零食的习惯，大约是在日本留学时养成的，用以缓解工作中的紧张疲劳，抵御困倦和饥饿。日本有一种和茶道相关的著名茶点，叫“羊羹”，很受他青睐。正是因为对零食的青睐，1934年，鲁迅写了一篇叫《零食》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开的。在这样一个零食大盛的城市，鲁迅终于为自己喜欢吃零食找到了理论依据：“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鲁迅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包括油炸的菜品，比如油炸黄花鱼。河南菜也是鲁迅喜欢的，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就经常去豫菜名店厚德福。到上海后，又发现了新的豫菜名楼——梁园致美楼。鲁迅在上海的最后9年间，最重视的两家饭馆，除了家乡风味的知味观，就是这家豫菜馆子梁园致美楼。
鲁迅也有不喜欢吃的东西，比如不喜欢功德林用豆制品制成的足以乱真的素肉、素鸡、素鱼等，他认为这是饭店借吃素人心中念念不忘吃荤的虚伪，开发出的变异的菜式。鲁迅并不喜欢闽式饭馆，说它“肴皆闽式，不甚适口，有所谓红糟者亦不美也”。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鲁迅对与福建有关的人、事、物似乎总有一些看法。他不喜欢福建菜，对住在绍兴会馆附近的闽客没有好感，及至到厦门任教，那种冲突更是直接暴露了出来。他还写过一篇只有三句话的杂文，集中讽刺福建人氏，这在鲁迅个人论战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这篇文章就是1935年4月的《“天生蛮性”》，全文是：“天生蛮性”——为“江浙人”所不懂的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鲁迅的这一态度，当然反映着他一贯的战斗文风，但从他刻意归纳和放大闽人的“天生蛮性”可知，似乎也有一些与自己经历相关的地域偏见在里头。
《鲁迅的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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