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 我为敦煌尽力了 是最大的幸福-中工人物-中工网

　　然而，一下车，她傻眼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个个面黄肌瘦，穿的是洗得发白的衣服，跟当地老乡似的。尽管生活条件艰难，但一进洞窟，看着四壁色彩斑斓的壁画，樊锦诗什么都忘了。
　　1962年也是敦煌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周恩来总理批示拨出巨款，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为配合工程，需要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可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专业考古人员。就这样，樊锦诗在毕业分配时正式去了敦煌。
　　“敦煌是我的宿命。”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83岁的樊锦诗这样说。
　　在上海念中学时，受父亲影响，樊锦诗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知道许多精美的文物都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高中毕业填大学志愿时，樊锦诗没有征求父母意见，自作主张填了北京大学；进入北大后分专业，又不假思索地报了考古专业。当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的人生，将和敦煌一生一世。
　　父亲送樊锦诗去敦煌工作时说了一句话，“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父亲的一句话，让我彻底长大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樊锦诗说。
　　自从24岁到敦煌，樊锦诗再也没离开，60岁时，她接段文杰的班，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先后公布实施；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敦煌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樊锦诗大胆着手建立“数字敦煌”：一是建设数字化的敦煌壁画信息库；二是找到一种方式，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级智能数字图像，使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让游客能“窟外看窟”。
　　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季羡林称赞樊锦诗时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关于敦煌学的未来，樊锦诗认为，敦煌学研究要进一步挖掘利用敦煌文化遗产资源，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敦煌学的发展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术圈内，要让敦煌文化遗产走出洞窟，走出敦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樊锦诗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出差从不带秘书，自己拉个箱子就走了，“我这个人不愿给人家添麻烦，一个人出差随便住哪儿都可以，没必要花那么多钱”。但她把敦煌研究院的每一个人都看成自己人生事业的同路者，无论在任时还是卸任后。
　　对那些刚来这儿工作的年轻人，樊锦诗告诉他们：“到了敦煌，你就只能一直摸索前行了。”让樊锦诗高兴的是，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时，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樊锦诗说，“是命运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来到敦煌。现在，可以坦然地说，我为敦煌尽力了，就是最大的幸福。”
责任编辑：刘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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