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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红色主题美术创作,从作品创意、构图与色彩的表现,到中国本土艺术趣味的强调,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当代主题性绘画、雕塑等美术佳作。在取得成绩、获得好评的同时,问题和困惑也与进展并存:与以往的主题性经典作品相较,我们今天的艺术风格特征有哪些新变、还缺少点什么?哪些方面已经超越了前辈,哪些方面值得投入更大精力?如何用新形式、新风格以及新媒介材料来表现红色主题?这些都成为当下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核心课题和学术突破点。
通过视觉象征塑造民族精神
    20世纪初以来,无论是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成立还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强调了文艺作品对于民众革命意识的激发;无论是早期的延安木刻,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和山水画创作,都深刻呈现了民众的精神回应,其背后所涌动的,既有社会发展变化中深刻的集体意志,也是每个艺术家个体内在的精神旨归。从20世纪上半叶一直到今天,红色主题美术创作的发展脉络中涌现出如此多的经典作品,对于塑造各个时期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在凝聚人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影响主要呈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趋向:
    其一,力求抓住时代焦点,凝聚社会民心。无论是抗战时期批判侵略者、歌颂大后方的劳动建设以求激励斗志,还是反映改革开放以后打开国门、面向全球化视野之后的新经验,紧跟时代的美术创作都在潜移默化中真正起到了紧扣时代脉搏、聚拢民心所向的社会作用。
    其二,通过视觉象征寓意,塑造民族精神。美术作品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在视觉呈现角度上的可见、可感、可读,能够相对直接、聚焦地表述一种态度或呈现一种氛围,这就显现了视觉艺术的独特作用。视觉的象征性、寓言性,对于时代精神的塑造往往会产生直观而有力的建构作用。
    其三,以个体之眼观照家国社会,建构审美共鸣。在大众传播层面,红色主题美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雅俗共赏,就是因为这些作品扣动了人们的心弦,找准了社会发展的脉搏和集体审美诉求,这种能够引起民众共鸣的时代观照本身,即是一种带有社会使命和文化担当的艺术呈现,同时又抒写着创作者个人的情感脉动。
艺术创作是历史真实的升华
    红色题材美术和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历史文献本身的文学性表达和创作图像的感性视觉因素之间往往呈现为一种互动关系。特别是面对叙事性的图像,能否有效地、巧妙地凝结和呈现一个意涵丰富的意象瞬间,最终考验的是艺术家的智慧及其驾驭图像叙事的本领。
    西方的经典主题性绘画作品如达维特的《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画家选取拿破仑从教皇手中接过皇冠给约瑟芬皇后戴上这一戏剧性瞬间,表现出强烈的叙事张力,同时又在历史感和艺术性之间找到了最为恰切的表述点。中国的红色主题美术创作中也有这样经典的案例,如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选择了英雄们跳崖牺牲前的一瞬间,以金字塔式的构图、纪念碑式的人物群像,呈现英雄们面对残暴敌人时宁死不屈、顶天立地的气概;何红舟、黄发祥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以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李达等一大代表正在登船的场景,再现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历史瞬间,画面选择的光线、角度、人物姿态与情绪的具体表现,都来自艺术家主体对于历史的理解。
    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中,诸多尺幅巨大、描绘人物众多的党史题材美术作品,连同党史馆广场前《旗帜》《信仰》《伟业》《攻坚》《追梦》五组大型主题雕塑,都以视觉形象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这些美术作品都在叙事性的视觉形象表达中,展现了这种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的契合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二者之间不是严整对应的,而是渗透激发的关系。艺术作品不能片面地从图解历史政治的角度去看待艺术创作,艺术创作依然要在现实之上,展现艺术本身升华性的诗意和感召性的力量。
    与文学创作的意象性相比,美术创作对于历史真实的视觉细节更为依赖,但是对于审美感性的侧重和对于观者接受趣味的考量,也应成为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美术创作的重要取向。这一点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看,可能会看得更为清晰透彻。笔者前段时间重读余华的小说《活着》,他是用文学的语言展现了某种生活意象,即中国人的韧劲和对于生命的理解,而这种意象的表达是不露声色的。如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讲述了主人公福贵和老黄牛在晚霞之中的场景,这就呈现为一个生动可感的画面,中间有曲折的叙事,但回过头来品味,这个瞬间场景又是最为深入人心的意象。主题性美术创作也是这样,一件作品最后带给观者的虽然是一个物质性的、具体的画面或作品实体,但最重要的是其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意象,这个意象本身就连接了图像和文献,连接了艺术和历史、感性意识和逻辑判断。
红色主题美术创作的当代拓展
    在新时代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们面对的时代主题、社会语境和文化氛围,已经和既往的20世纪拉开了距离。老一辈艺术家的作品在成为经典的同时,也为后来创作者树立了高标准,设置了学习、超越的难度。由此,我们又不得不反思: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主题性创作开始陷入一种模板化定式的风险,从原来真挚鲜活、接地气的创作风格,蜕变得在用图像讲故事和叙事抒情时总有力不从心之感?而事实上,以自然的、富有人性的、放松的方式讲述故事、抒发情感、表述意趣,对于艺术家来说首先是权利,反过来也是职责。既要专业圈里“叫好”,又要观众群里“叫座”,自我表现与社会共鸣是衡量一件作品的两把标尺。美术家作为一个时代最为敏锐的观察者和形象塑造者,应该有勇气和能力挑起这份担子。在主题性创作的理论研究层面,我们同样呼唤贴近创作本体的、能够经世致用的研究,避免理论观念过于玄虚化、空洞化,这也是对于主题性美术创作在今天的观望与研究的一种反省和建构。
    时至今日,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时刻,新时代的红色主题美术创作也面对着新的时代课题。其中一个最核心的命题,还是要进一步深入生活,抓准时代脉搏,这对艺术家来讲又是最重、最难的一道题。无论是面对既有创作命题,还是直面鲜活真切的时代生活,画什么?怎么画?为什么要这样画?要想抓住、抓稳、抓准时代脉搏和主题要义,就得要深入生活,先破题,判断这件作品最核心的表现点和突破点在哪里。而要做到这些,无疑需要创作者有付诸实践的、深刻敏锐的生活体验。为此,我们不应满足于传统意义上惯常的表现方法,在这个基础之上要有当代性的拓展,即在观念、题材和表现手法上随时代而拓新,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既有表现形式和创作范式,当前有很多新人、新事、新气象,都值得我们去感知和表现,这就要靠艺术家敏感的眼睛、温润的心灵和创造性的手法去实现。
    归结起来,要突破观念与媒介的局限,真正实现红色美术创作的当代性拓展,不仅仅要扩展作品尺幅、强化视觉张力,还要让观者心生感动,在品味图像后有所感悟。这当然是高标准的要求,但也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与终极追求。这就需要更多的高水平艺术家能够投入到主题性美术创作的领域中来,尤其是更多优秀中青年艺术家,以其鲜活的创造力激发红色美术创作的时代活力。唯其如此,红色主题美术创作和我们期待中的优秀主题性美术创作才能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涌现出更多不负时代的精品力作。
(作者:于洋,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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