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 踩刹车 ：庞然大物的数据安全隐忧|滴滴|数据|网络安全_新浪科技_新浪网

　　美国东部时间6月30日，滴滴正式在纽交所挂牌上市。没有其他公司敲钟鸣锣的热闹仪式，滴滴上市显得格外低调。此前，滴滴递交招股书后，对内发了一封CEO程维和总裁柳青的联名信，内部员工才确定公司上市的消息。
　　上市前，滴滴被外界认为是年度最火IPO之一。上市的喜悦还未散去，北京时间7月2日，国家网信办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发布公告，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受此影响，7月2日，滴滴在美股盘前跳水，股价一度跌去10％。两日后，因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滴滴出行”App又在应用商店被下架。7月5日，滴滴最大股东软银公司股价下跌6.1％，创5月以来最大跌幅。
位于北京的滴滴出行总部大厦。图/IC
　　
　　“国家网信办公开对滴滴实施网络安全审查，这是第一例。”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刘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审查的规模、形式以及可能提出的整改方向，目前都难以判断。但刘旭补充，滴滴在中国的业务规模非常大，掌握大量的个人隐私数据，“国家有理由担心，滴滴的数据能否保证安全”。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分析，此次网信办对滴滴进行审查，可能有两大背景。一是《网络安全审查办法》颁布不久，对《网络安全法》规定的网络安全审查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此前只是一些简单的宣示性话语，审查标准、程序等都未明确，如今工作有了依据；其二是滴滴在美国低调上市，几乎没有宣传，不希望被过多关注背后是否涉及一些敏感问题？此外滴滴所掌握的交通领域相关信息，一直被认为是重要领域的关键信息。
　　2020年6月1日，《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正式实施，由国家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国安部、财政部、商务部、央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保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12部委联合制定，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采购的、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网络产品和服务，进行网络安全审查。
　　“包含个人位置信息的数据、地图信息数据等，都涉及国家安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介绍。
　　“滴滴用户规模大，普通人关注的是个人信息是否泄露，而从国家层面可能更关注的是大数据分析，或者一些重要的、涉及商务往来的个人信息。国家可能会采取必要手段，依法对App之间的跨国合作提出一些要求，比如某些数据保存在中国的服务器，或者进行某些安全审查和审批等。”刘旭认为，以前国内网络安全更多在纸面上，或是停留在非公开层面，这次对滴滴的审查是一次公开透明的尝试。
　　目前，在国内网约车出行领域，滴滴处于绝对的“领导者地位”。交通运输部2020年11月披露的全国各网约车平台的订单量数据显示，2020年10月，共有8个平台月订单总量超过100万，分别是滴滴出行、曹操专车、T3出行、万顺叫车、美团打车、首汽约车、享道出行、花小猪出行，总订单量达到了6.24亿单。其中，滴滴出行月订单量为5.62亿，其新推出的平台花小猪出行月订单量320万，两者订单量合计占总订单量的90.58％。滴滴招股书则提到，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滴滴年活跃用户数为4.93亿。截至2021年一季度，平台上平均月活用户数为1.56亿。
上海的一处滴滴车主俱乐部。图/视觉中国
　　网络安全审查的通告引发外界猜想。有网络传言称，“滴滴在海外上市，把数据打包交给美国”。对此，滴滴出行副总裁李敏在其个人微博回应，和众多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一样，滴滴国内用户的数据（包括个人数据）都存放在国内服务器，绝无可能把数据交给美国，“请不要恶意揣测”。
　　网络安全审查发生在滴滴在美国上市两天后，分析认为，这与中美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或有关系。2009年，中国证监会、国家保密局和国家档案局曾经出台一份文件，叫做《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要求“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过程中，提供相关证券服务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在境内形成的工作底稿等档案应当存放在境内”。而今年3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表示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提出了更多的信息披露要求。
　　除了滴滴，还有BOSS直聘、运满满和货车帮等几家公司也都被要求展开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暂停新用户注册。这几家公司都是今年6月份在美国上市。
　　盘和林认为，此次调查对滴滴影响比较深远。短期是新用户注册受限制，长期看，如果发现安全问题滴滴将面临处罚。即使没有问题，公司未来也要在数据安全上加大投入。
　　
　　这并非滴滴今年以来首次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今年5月14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曾约谈滴滴等10家平台。约谈指出，近期社会各界集中反映网约车平台公司抽成比例高、分配机制不公开透明、随意调整计价规则，以及互联网货运平台垄断货运信息、恶意压低运价、随意上涨会员费等问题，涉嫌侵害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杨师傅是杭州的一位滴滴司机，2014年，还是出租车司机的杨师傅注册滴滴平台。2015年5月7日，滴滴上线快车，他辞职转型成了一名快车司机。2018年以后，又入驻滴滴专车。杨师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成立之初，滴滴平台对快车订单就有抽成，大概在20％。只不过早期因为平台大量补贴，填补了平台抽成；2017年、2018年以后，平台补贴减少，抽成问题便凸显出来，引发不少司机抱怨。
　　杨师傅介绍，此前拉快车时，抽成最多的是拼车单。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乘客打拼车单都是一口价，假如他拉了3位乘客，分别支付35元、30元、30元，他驾驶30公里，最后只能拿65~70元的车费，其余都被平台拿走。
　　平台抽成过高，在国外同样遭受诟病。腾讯科技于2019年的报道中称，在提交给政府的监管文件中，Uber称其车费抽成比例接近20％。另一家出行领域巨头Lyft未公开披露抽成比例，一些科技媒体获知其佣金比例接近26％。国外媒体还调查发现，两家巨头的车费抽成正在增加，比公司通知司机或报告给政府的佣金水平还要多——媒体的抽样数据显示，Uber保留了每次乘车收入的35％左右，Lyft抽取了约38％。面对媒体和司机的质疑，两家公司也只是回应，这些样本不具有代表性。
　　针对媒体的调查和质疑，滴滴发布了关于“抽成”的说明。滴滴网约车公司CEO、司机生态发展委员会主任孙枢回应：“我们也发现，确实存在一部分司机收入占比较低的订单，如顺路单；其中，抽成高于30％的订单占总订单的2.7％，类似极端情况下的订单虽然占比不高，但是确实给司机师傅造成了困扰，比较容易被传播，让大家以为滴滴的抽成都高于30％。”孙枢提到，近期滴滴收到的个别司机反馈及媒体报道“抽成高”，普遍未算上司机的补贴。
　　但众多司机对滴滴的回应并不满意。平台到底该如何分成？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伟强认为，遇到这样的争议，平台往往有一套内部规则，但是对于大众而言，很难评价其公布的规则和数据系统，以及其财务状况的真实性。“因为这只是末端的数据和分析结果，看上去非常有逻辑性，但是其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等。基于这样的一种信息不对称，外界去评价这个规则到底合理不合理，很难评价。”
　　针对滴滴的回应，刘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强调抽成高于30％的订单占总订单的2.7％，是在淡化这种订单的过高抽成。凭借滴滴的规模，此类订单的绝对数量很大，导致大家有许多意见。
　　刘旭分析，因为滴滴的市场份额高，平台有更强势的定价权。比如在争议最大的拼车抽成上，司机要接多位乘客，走不同的路线，跟更多乘客协调，但滴滴的定价策略却对拼车单提高抽成，招来司机不满。“司机觉得，滴滴提供的服务是一次性的技术投入，但与乘客沟通协调、劳动时间延长（的事实），都由司机承担。我觉得司机的考量有合理之处。”
　　平台抽成规则透明度不高，也受到质疑。滴滴回应，司机收入由补贴和分成组成，补贴包括平台发放冲单奖、早晚高峰奖、节日补贴等。但据刘旭观察，司机补贴并非补贴给每一位司机，而是为了满足平台扩大或稳定司机队伍的费用，比如补贴给新司机，不同城市补贴程度和规模也存在差异。对司机而言，接了一单生意，抽成里的补贴却给了新司机，老司机肯定会有意见。
　　滴滴就此曾专门回应：为了激励司机在雨雪天气、早晚高峰、节假日出行高峰、需求旺盛的区域多出车接单，平台会通过补贴激励司机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如果完全按照“平均主义”，那意味着失去供需调节的弹性，高峰期和热点区域就更难打到车了。
　　“有的补贴是合理的，比如高峰或下雨天补贴等，但是这些应该让司机和乘客都看得到。未来的一个监管方向是提高抽成透明度，让司机和乘客清楚补贴给了谁，司机也能自行选择留在这个平台是否合适。”刘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5月份的联合约谈，要求各家平台合理确定抽成比例和信息服务费水平。“网约车平台公司要保障驾驶员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公开抽成比例，确保清晰透明易懂，通知司机乘客支付金额、司机劳动报酬、平台抽成比例等信息；平台公司要主动降低抽成比例，保障驾驶员劳动报酬”。
　　
　　2020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孙金云带领研究团队，在5个城市、不同距离，以及工作日早高峰、晚高峰、日间非高峰、晚间非高峰4个时间段进行了分层抽样调查，发布了“2020打车报告”，指出在网约车平台上，“乘客被动落入了算法的陷阱”。
　　孙金云搜集了滴滴、曹操、首汽、T3、美团、高德和扬招等7个渠道的数据，总样本836个，其中有效样本数为821个。调研数据显示，平台会玩“时间游戏”，向乘客呈现比实际更短的等待时间，以此提高乘客等待时的耐心。其中，滴滴是时间延误比例最大的平台，早高峰的时间延误比例高达47.4％。孙金云团队提出质疑：“作为行业龙头，拥有最丰富的数据和技术团队，我们对如此系统性时间延误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对是否涉及‘误导用户’甚至‘用户欺诈’深表担忧。”
　　此外，该团队也发现，在调研的5个城市中，滴滴和首汽都存在明显的价格低估现象，即乘客实际支付的钱要比打车时看到的预估价要高，其中滴滴平台的实付价格比预估价格平均高6.7％，首汽平均低估10.9％。
　　孙金云也验证了“苹果税”的存在——苹果手机用户平均只能获得2.07元的优惠，显著低于非苹果用户的4.12元。在孙金云团队看来，这实际上属于“大数据杀熟”。
　　“‘大数据杀熟’是一种价格歧视，对于不同用户不同的报价，比如针对不同手机用户报价不同。滴滴平台拥有数据入口，从而形成了‘大数据杀熟’的可能性。滴滴可以尝试将数据管理外部化，来缓解这类质疑。”盘和林说。
　　近期，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大数据杀熟”的治理。7月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对“大数据杀熟”的处罚标准。文件提到，“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利用大数据分析、算法等技术手段，根据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偏好、交易习惯等特征，基于成本或正当营销策略之外的因素，对同一商品或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价格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上一年度销售总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盘和林认为，该意见稿改变了原来罚款的绝对额模式，变为处罚销售总额的0.1％~0.5％，大幅度增强了处罚力度。
　　孙金云团队认为，打车软件极大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和习惯，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但是，随着算法不断“精进”，一些早期进入的平台企业能预测、引导甚至操纵顾客的行为，极端时会用一些“技巧”诱发用户错觉，形成他们对产品的依赖。
　　2016年，滴滴陷入垄断争议，商务部曾进行反垄断调查，但至今仍无结论。近些年，首汽、高德、美团等平台相继推出网约车，但市场仍是“一超多强”。 
　　在刘旭看来，滴滴之前暴露的动态涨价、安全措施落后以及近期抽成过高的问题，都反映了滴滴缺乏有效的竞争约束。他呼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早公开对滴滴收购优步中国业务的反垄断审查结果。
　　吴伟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市后的滴滴需要更加关注。“公司必须有更好的收益，支持其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以及给股东的回报，可能比以前更要放得开手脚。”在吴伟强看来，防止头部企业垄断市场，需要更加开放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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