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恩怨_宋志坚_新浪博客

异端
墨子力主君王戒奢，他在《七辞》篇中列出“五节”，所“节”之内容，除了衣（衣服）、食（饮食）、住（宫室）、行（舟车），还有“蓄私”，即后宫的嫔妃侍妾。在他看来，男女之事，亦属“天壤之情”，即使“上世至圣”亦曾“蓄私”，因为“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当今之君“蓄私”无度，“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以至“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因此，墨子认为，若想自己的国家人丁兴旺，君王“蓄私不可不节”。（参见《墨子·辞过》）
 
 
孟子劝齐宣王推行仁政，齐宣王说了“寡人有疾，寡人好货”与“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于后者，孟子就以“昔者太王好色”说事。“昔者太王”即古公亶父“爱及姜女”之事是入了《诗》的，但其“好色”有度，并非妻妾成群，嫔妃如云，不妨碍百姓的正常婚配，“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所以孟子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此说，与墨子说的“蓄私不可不节”何其相似，他这番话，也是要齐宣王对“好色”有所“节”的。
 
 
儒墨之主张，颇有相通之处。墨子认为，为君之道，亲士尊贤，兼容兼听，虚怀若谷；为臣之道“上有过则规谏之”，这种君臣观便与儒家相近，孟子就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墨子认为，“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一切都从眼前做起，由近及远；一切都从自己做起，由己及人。这种修身之道又与儒家相似，孔子就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墨子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与孔子说的“政在选臣”也有相通之处，他们都重视选贤任能。更不待说儒家崇尚的仁义礼智信也为墨家所崇尚。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还将儒墨合称为“邹鲁派”，说儒墨“皆诵法先王，标榜仁义，以备世之急。”
 
 
儒家把墨家视为异端邪说，始于孟子：“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参见《孟子·滕文公下》）此言着实令人费解。本文不说杨朱，只道墨翟。
 
 
墨子“兼爱”，就是既爱自己，也爱别人，所谓“爱人若爱其身”，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孔子的“仁者，爱人”，不也意味着爱其自身也爱别人吗？墨子的“兼爱”，与儒家的“爱人”也有区别。儒家之爱，是亲疏有别的，此所谓“亲亲”。儒家的任人唯贤也有一个前提，就是亲疏有序，贵贱有别。“使卑者逾尊、疏者逾戚，非礼之常”。（朱熹《孟子集注》）墨子却认为，君王尚贤任能，应当“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不论贫富、贵贱、远近、亲疏，做到“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如此，方能使富者不恃富，贵者不恃贵，近者不恃近，亲者不恃亲。这无疑比儒家之“亲亲”公正，合理。然而，儒家“亲亲”，乃是维系宗法社会的一条重要支柱。“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而无视“亲亲”，不管他怎样主张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在孟子眼里也只是“无父”的“禽兽”。
 
 
孟子对墨子如此嫉恶如仇，还有别的原因。《孟子·滕文公下》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孟子在世的年头，比孟子长96年的墨子，其学说仍很有影响，以至使孟子将“孔子之道不著”归咎于“杨墨之道不息”。但我以为，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只盼人“息”而求己“著”，乃是一种很不正常的心态，就像在体育竞技中，只盼对方失手而获胜一样。墨家与儒家有那么多共同之处，为什么就不能求同存异？墨子非议儒家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繁饰礼乐”，“久丧伪哀”，在我看来，这都言之成理。墨家的“兼爱”比儒家的“亲亲”来得公平，墨家的“薄葬”比儒家的“厚葬”来得合理，墨家敬天而不信命比儒家的“富贵在天,生死有命”于人有益，为什么就不能取长补短？
 
 
墨家的观点与主张或有失当之处，例如，墨子写过《非乐》三章，从现存的一章看，其观点大有偏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劳逸结合，效率更高。但在墨子看来，似乎听了音乐就不能干事，既要干事就不能听音乐。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就站不住脚。墨子写过《明鬼》三章，从现存的一章看，无非是要使人“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而不胡作非为，此所谓“敬畏”。人管不了事，却要借助于鬼神，这是一种无奈，却终究不如“不肯随俗谈鬼神”的孔子来得明智。墨子写过《非儒》三章，从现存的一章看，他对“孔某”（《墨子·非儒》中称孔子为“孔某”）的评说或有苛求之嫌，以“孔子之道”的继承者与捍卫者自许的孟子，为什么就不能逐一驳斥，据理力争，以理服人，既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迁就，又能按照孔子的“恕道”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仅凭“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就要将其视为“禽兽”辱骂，将其当作“邪说”“息”之。
 
 
孟子对杨墨的讨伐之负面影响可谓深远。从朱熹《论语集注》对孔子“攻乎异端”一语的注释可知，无论是汉儒“范氏”，还是宋儒“程子”，都将“杨墨”当作“异端”——范氏曰：“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但将他们定为“异端”，将他们的学说定为“邪说”的源头却在孟子。直到五四时期，尚有林纾作《腐解》，“想学孟轲辟杨墨”（陈独秀语）。可见从孟子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中，杨墨就一直是儒家“攻乎异端”的一个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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