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从《瞬间》中读懂浙江为何盛产 老板 |温州市|浙江省

中新网杭州7月6日电(记者 奚金燕 胡亦心)浙江，一个被誉为盛产“老板”的省份。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中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浙江始终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吸引着诸多目光。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浙江民营经济是如何崛起的？温州模式是如何萌芽的？义乌是如何从贫瘠小县跃变为“世界超市”？翻开《瞬间：重返浙江红色现场》(以下简称《瞬间》)一书，或许能从一个个党史“瞬间”寻得答案。
步鑫生在厂门口迎接工人上班。　海盐宣传部 供图
　　浙江的腾飞，转折点在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演进中，敢为人先的浙商探路先行。
　　在《瞬间》一书的《步鑫生：一把剪刀剪开中国企业改革的帷幕》篇章中就记载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瞬间：1979年，位于浙江海盐的海盐衬衫总厂出台了一项规定，实行“实超实奖，实欠实赔，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大锅饭”制度就此打破。时任海盐衬衫总厂厂长的步鑫生用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帷幕。
　　“工钱工钱，做工才有钱”“劳保劳保，有劳才有保”“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谁砸我的牌子，我砸谁的饭碗”“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这些经典的“步式名言”放在今天的企业里很寻常，但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后来一度成为“管理圣经”。
　　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帷幕缓缓揭开，在浙江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民众首创精神得以发扬，民营企业主开拓着合乎本地特色的改革发展路子，“温州模式”“义乌经验”相继涌现。
　　《瞬间》中记录的一场“县委书记与农妇之争”正是浙江义乌市场开放的“起点”。那是1982年5月的一天，彼时的义乌土地贫瘠，农民光靠种田生活难以为继，于是有胆子大的农民选择了偷偷摆摊，补贴家用，然而这一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投机倒把，是被禁止的。
　　在多次被打击办的人追赶后，走投无路的农妇冯爱倩决定要去义乌县府大院讨个说法，遇到了当时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后来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里，冯爱倩详细讲述了生活的艰难和摆摊的辛酸。
《瞬间：重返浙江红色现场》。　王刚 摄 摄
　　正是这次谈话，让谢高华意识到，义乌农民生活何其艰难。当时中央政策还不明朗，谢高华决定，就算不要乌纱帽也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1982年9月5日，义乌以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名义，发出开放市场的通告。后经过几次扩建，如今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已辐射全球，成为“世界超市”。
历经跌宕，从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
　　在《“温州模式”再回首》一篇中，就记录了1982年温州“八大王”事件。该事件在干部民众心中造成了巨大阴影，成为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拦路虎。
　　后来，温州“八大王”错判案件相继得以平反纠正后，这一冰冻的局面才被打破。也就在这一时期，南存辉和几个朋友合作办起了一家小工厂，也就是正泰的前身——乐清县求精开关厂。
　　1984年，温州乐清柳市五金电器经过了几上几下，但发展迅猛，而民众个体办企业达到15000多家。同样的场景也在温州苍南宜山、温州永嘉桥头等地上演，以家庭工业、商品经济、个体经济为特点的温州经济引起全国各地的极大关注。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曾总结道，温州成功的经验就是“不管”。因为鼓励农民大胆、放手创造正是改革初期最重要的方针，先让农民干起来，然后各级政府再在实践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提高。
　　“温州模式”姓“社”姓“资”一直饱受争议，使民营经济带着“镣铐”前行。直至1992年春南方谈话后，才统一认识，肯定了“温州模式”的市场化、民营化的发展道路，这也再一次激发了老百姓从商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
　　然而，走在前面的浙江也较早面对成长的烦恼、转型的阵痛和蜕变的艰辛。
　　这个插曲最终推动了温州假冒伪劣商品的治理。1989年，国务院七部委组成一个整顿检查组进驻柳市，治理电器行业，一大批不合格的电器厂被迫关闭。“大整顿”过后，求精开关厂转型发展，忠于“求精”，非但没有死去，反而越做越大。这也成为浙江民营经济从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迎风逐浪，在数字化改革中勇立潮头
　　进入21世纪，围绕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的数字化改革，为浙江民营经济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
　　《瞬间》的《之江潮涌：数字化改革启幕》篇章中记录：2003年1月，“数字浙江”建设拉开大幕。18年来，“数字浙江”建设成为浙江发展蜕变的重要引领。特别是2017年以来，数字浙江建设加速推进，大致可以分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改革三个阶段。
　　衢州，浙江最早探索实践“最多跑一次”改革地区之一。2014年底，为便利企业办事，衢州在办理商事登记业务中将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等“三证合一”，后来又拓展到社保登记证和统计证，希望实现“五证合一”。
　　2017年，打破部门壁垒，建成综合受理窗口，并将材料在后台高效流转的“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模式在衢州市行政服务中心被探索出来。当地30多个部门的1400余个事项，被整合成投资项目、商事登记、不动产登记等六大板块，民众和企业由“跑多个窗口”变为“只跑一个窗口”。
　　2017年2月，浙江省政府印发《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将衢州经验推向浙江全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由此破题。
　　随着办事成本的不断降低，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浙江市场经济活力被进一步激发。截至2021年3月底，浙江省共有各类市场主体816万户，其中企业有300万户，个体工商户500万户。按照现在常住人口的规模来看，8个浙江人里面就有1个是老板。
　　站在建党百年的重要节点回眸，浙江为何盛产老板？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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