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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有观点认为,其源于本地有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又恰逢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契机,两相结合使四川得以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从而激发出巨大的市场活力,驱动四川实现超常规跨越发展。
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放眼全球,同时期拥有廉价生产要素、实行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地区不少,但极少能实现这样的跨越发展。四川为什么能取得成功?不少经济学家在给四川把脉时,都不约而同提到一个观点,四川对各个历史时期即将到来的重大机遇似乎有敏锐的准确的预见,进而为牢牢抓住机遇做好了各种相应的“准备”。否则以新中国成立之初贫瘠的家底、封闭的环境、奇缺的人才,四川很难充分分享改革开放,以及其后一次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的红利,也不可能跳出盆地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起飞翱翔。
事实上,四川的“准备”全面、超前且持续。
被李白打上“蜀道难”标签的交通值得细说。1950年四川刚获解放,3万多人民解放军即投入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修建中。此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交通建设也一直绵延不停,迄今已建成逾8000公里铁路、逾30万公里公路,“四江六港”内河水运体系逐渐打通,航道总里程已超1万公里。几天前,天府国际机场正式开航,成都成为中国大陆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外界评价认为,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速构建的关键时期,天府国际机场精准踏着鼓点而来,10多年前的“准备”和锲而不舍的推进稳、准、狠。
再看看产业。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在此思想指导下,一大批重大项目落户四川,此后不断开花结果、发展壮大,到今天,四川已成为现代工业体系最为完备的省份之一。最近,赛迪顾问发布白皮书显示,成都在中国新型显示产业版图中已跃居第四,有专家用“异军突起”来形容四川和成都的突破,但如果放在更长的历史中来看,结论可能不一样:从“一五”时期的萌芽开始,数十年间电子信息产业生态不断完善,新型显示产业的“生长”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水到渠成。
这些“准备”当然是四川的准备,但得以实现的逻辑在于:一是巨量资源的集中投入。只有党中央才能如此有力有效地动员、组织和整合资源力量,协调各方关系,防止相互掣肘、内耗低效,集中力量在四川办这些大事;二是能在一个较长的“准备期”中,始终朝着正确的战略方向持续发力。同样也只有党中央的指挥棒,才能让四川始终保持规划和决策的持续性、稳定性,一张蓝图绘到底。换句话说,这些“准备”也不完全是四川的准备,上述逻辑实现的过程,也是四川坚决扛起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托付的重大使命的过程。从“大三线”建设到西部大开发,从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从天府新区建设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川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不讲条件、不打折扣,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的重要任务,而后又被赋予更重要的任务,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一步步跨越发展“瓶颈”、拓展出新的发展空间。
党在960万平方公里这个大棋局上,看似不经意的每一次落子,都是一次牵一发动全身的战略布局。我们相信,只要贯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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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和“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发展为了谁”。在四川漫长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问题答案都指向极少数人。直至解放前,四川70%以上农户仍生活在极不合理的土地租佃制度下,“(大地主)坐拥阡陌,食租依税自有余饶”“佃农则终岁血汗,供田主租石外,不足养其父母妻子者多。”荣枯咫尺异,竟至于此。
这有经济原因,更有政治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认为,繁荣没有得到分享,经济增长没有触及到公民的多数,是政治体系的一种失败。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这条路是由党的追求所必然决定——凡是政党必有其追求,但不同政党追求不同。不少政党是为小集团争权夺利,但中国共产党只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从一诞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百年间,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党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党领导人民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党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党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无不是在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斗争,无不是在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努力。
什么是幸福?百年间,在党的带领下,不同时代的四川人民朝着那个时代的幸福美好生活阔步前进——
幸福可能是一块地,就是实现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党的队伍走到哪儿,就在哪儿进行土地革命,四川逾3600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因此获得土地、房屋、耕牛,摆脱了千百年来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缚。幸福可能是一张选票,党带领人民创造性地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召开的四川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678名人大代表,神圣地投出手中的选票,人民翻身做主掌握起了自己的命运。幸福可能是一种感觉,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坐落在四川大山深处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厥功至伟,人们挺直了腰杆,意气风发。幸福可能是一种味道,1984年,四川粮食年总产量突破400亿公斤,长期困扰四川农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此后,粮食持续增产,花色品种丰富的肉类、蔬果消费量不断攀升,人们的追求从“吃饱”到了“吃好”。
对百年来接续奋斗的共产党人来说,幸福更可能是一串沿着时间奔跑的数字:四川城镇居民年收入从“百元台阶”迈上“千元台阶”用了近40年,再上“万元台阶”用了近20年,上“三万元台阶”只用了不到10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代表贫困的59%以上,一步步变为意味着温饱的50%-59%、意味着小康的40%-50%,再到如今代表富裕的30%-40%;全省文盲率从一度超过40%到如今不足4%;卫生机构从业人员从不到1万人,增至超过50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48岁增至77岁……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幸福由人民自己定义,美好由人民共同创造。四川人民信心满怀。
共产主义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但越是光明的前景,通往之路越可能崎岖不平。这波澜壮阔的100年当然是由那些收获的、胜利的、辉煌的故事串联而成,闪闪发光,但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付出的、曲折的、苦难的故事,阴云密布。
1927年秋收起义因敌强我弱而失败,毛泽东率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对这支新遭败仗的队伍来说,眼前境况已危险至极——既要应付四面被困、强敌环伺的外部挑战,又要面对根据地环境险恶、物质匮乏的内部困境,疲于奔命。一些人甚至悲观地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面对看似一片漆黑的前景,毛泽东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明确提出下一步工作路线与政策,为黑暗中迷茫的队伍指明了方向。于是队伍跟着党,一步步走出井冈山、走向延安、走向全国。
“星星之火”由此成为世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标签。前进道路上遭遇重大挫折重大困难的关键时刻,党总会作出正确决断,采取有力措施,团结带领人民走出困境,化危为机走向光明,就像火一样,能够驱散黑暗和危险,驱散人们心中的阴霾。
2008年对四川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千年不遇的特大地震灾害与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全球经济增长减速与国内周期性结构调整叠加在一起。面临多条战线作战、多重困难聚集的复杂局面,正在爬坡上坎的四川被突然增加的负荷压得喘不过气来。四川,怎么办?后来的故事已经被众多的外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入解读,但有一点是共识:如此巨大的地震后,没发生饥荒、没出现流民、没爆发疫情、没引发社会动荡,灾区城乡面貌一新、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创造人类救灾史上的奇迹,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2013年发生的“4·20”芦山强烈地震和2017年发生的“8·8”九寨沟地震,同样引发外国学者广泛关注,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人民战胜灾难,还在灾难中总结淬炼出一套科学高效管用的救灾和重建的制度成果,这让各级干部甚至普通群众在面对各类风险威胁时的状态有了不小的变化——“更有应对底气,更加自信和从容”。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溅出的漫天星火。“我是党员我先上!”“不计报酬、生死无论!”,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之时,各级党组织闻令而动、令行禁止,各行各业党员带头在请缨书上摁下红手印,冲锋在疫情防护网最重要的节点,也是最危险的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战略思路和战术措施,以超快的速度和超高的精度在广大城市社区和农村村组落地见效。星星之火,得以迅速成燎原之势。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盛赞中国在应对疫情中的付出和努力堪称全球典范,中国经验值得各国借鉴。这到底是什么经验?我们可以自信地告诉世界:面对重大危机挑战,群众跟着党员走,党员跟着各级党组织走,党组织跟着党中央走,如此就能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就能凝聚形成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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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四川人吴玉章、杨闇公等自发在成都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很快就团结起一批进步青年。时隔不久,这群年轻人得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的消息,立马毫不犹豫解散了自己的组织,按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入了党。铁心跟党走,首先是铁心跟党中央走。
1872年,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历史教训的时候深刻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凡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得好,党就有力量,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的领导就会削弱,党和国家的事业就难以顺利前进。建党初期,中共四川组织建立较晚,党在四川的领导力量薄弱,四川革命活动因此一度落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武装斗争开展得最为激烈之时,正是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最坚决之时;“文革”结束后,四川各项建设事业能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主要得益于党组织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不犹豫,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史中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都发人深省。我们要始终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党中央坐镇中军帐,车马炮各展其长。
跟党走,不仅需要愿望,更需要能力。100年间,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一刻也没有停止,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仍风华正茂的秘诀。作为四百多万分之一的一个党组织,作为九千多万分之一的一名党员,必须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从“红色家谱”、奋斗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前进力量,坚持人民立场,增强忧患意识,树牢系统观念,时刻警醒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和抓落实能力,永葆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跟上时代的节拍,跟上党前进的步伐。
跟党走,并不意味着放弃主观能动性。事实上,无论是广汉金鱼公社的“包产到组”,还是邛崃县组建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无论是从最早取消粮票,还是率先停止征收农业税,无论是在全国率先成立民营股份制银行,还是率先实施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这些在党史和新中国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事件,都是四川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持实事求是,把党中央要求与四川省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推动工作的结果。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党正带领中国这艘巨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新局。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需要开拓创新。四川定会更加坚定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义无反顾、冲锋在前,以革故鼎新的勇气和锐气,深入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不负党的重托,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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