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涨 国内二线城市 厦门房租 一路上涨 背后为何 ——凤凰网房产杭州

朱先生现在月收入约为4000元，加上水电费，夏天房租开销可达1000元左右，占收入比接近四分之一，与自己刚到厦门时房租占收入比不到十分之一相比，确实贵了不少。
“现在‘二房东’也不愿跟我签合同，房租涨不涨就是一句话的事。”和朱先生的情况类似，厦门一些租客也向记者反映了“‘二房东’不愿与其签订合同”的情况。
有别于其他城市，厦门由“岛内”和“岛外”两部分构成，岛内的思明和湖里是“老城”，相较于岛外的海沧、集美、翔安和同安四区，社会资源和人口更为集中。
记者在厦门岛内暗访时发现，去年在一些地段以每月1000余元的价格很容易租到的一室户“自建房”，也悄然涨到了1600元至1800元左右。
记者调查还发现，厦门此轮住宅租金上涨并不局限于中低端市场。厦门某房屋中介公司的李先生说，受何厝地块拆迁影响，他所代理的“海峡国际社区”今年迎来了租金大涨，一居室的住宅租金从每月6000元左右涨至7500元左右。此外，厦门岛内的高端小区“城立方”和“罗宾森广场”在6月的同比涨幅，分别达到了43.63%和30.64%，其他高端小区的租金也以“肉眼可见”的幅度快速上涨。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厦门的住宅租金价格涨幅紧随“北上广深杭”，“领涨”国内二线城市，租金达到每月每平方米53.46元，同比涨幅达15.89%。从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的统计情况看，今年6月“领涨”厦门住宅租金的动力，主要源于厦门岛内，涨幅排名前十的小区均位于厦门岛内的思明区，房租同比上涨7.08%至43.63%。
房租为何短时期内大涨？
大规模“旧改”致使供需失衡，为住房租赁市场留下炒作空间。厦门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的征迁文件显示，2020年下半年以来，厦门岛内湖边水库、湖滨片区、蔡塘社区等多个居民聚居区超100万平方米集体土地的地上房屋陆续开展旧村改造项目。上述地块的农村自建房由大量一线产业工人和灵活就业人员承租，短时间大规模的“旧改”征迁让房屋租赁市场快速失衡。
“一些人员专门以此为生意，整栋整栋地租下房源，在房屋租赁市场供应紧张时加价出租。”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下称“厦门市住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家族式”整租房屋的“二房东”群体，在房租上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并引发了“一房东”要求涨价、周边租赁住房涨价等连锁反应。
地方政府对租房市场异动早有预判，但租赁市场关键信息缺失影响应对效率。“去年八九月份，我们会同公安部门在岛内拆迁地块进行调研，就预判了拆迁可能导致租金大幅上涨的风险，并提出加速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及时监测市场信息等意见。”厦门市住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租房市场出现异动以后，他们曾联系有关部门对此进行干预，但对方表示要先提供相关市场主体信息。而在住房局的备案系统中，相关信息基本处于缺失状态。
此前，厦门市住房局曾按上级文件指导要求，下发文件指导转租住房10套(间)以上的自然人，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由于缺乏强制性，相关经营主体落实上述要求意愿不大。4月份以来，在厦门市有关部门牵头下，住房局联合多部门对重点区域“二房东”进行集体约谈，并对他们的房源和租赁信息等进行了采集。
政策性租赁住房分配“僧多粥少”，对产业工人和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照顾不足。今年5月，厦门市面向环卫工人、公交司机、公安辅警、城管协管员等基层一线公共服务人员和新就业本科毕业生，投入1013套租赁住房，租金为市场价的七折。“我们的收入也不比这几类人员多，为什么政策却照顾不到我们呢？”部分一线产业工人和灵活就业人员认为，他们对房租变动也很敏感，但厦门市投放的租赁住房资源却没有真正惠及他们，且投入数量也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从严打击恶意炒房、驱赶租客等行为
此外，厦门市住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还将加大房源定向精准供应，重点保障包括“不能或近期不宜转移至岛外的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的中低收入从业人员”等六类人员。
与此同时，厦门市还将综合运用行政、司法、金融、信用、税收等手段，从严打击恶意炒房、恶意推高租金、驱赶租客等行为；加强对串通、抱团涨价等扰乱租赁市场秩序行为的处罚力度，引导房东、“二房东”合理定价。
近年来，除厦门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都曾出现过短时间内的房租异动问题，如何在尊重市场供求规律的基础上，尽可能照顾城市新市民的切身利益，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施政智慧。
福州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甘满堂认为，厦门此轮涨租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岛内优质资源过度集中、人口群居或聚居于岛内的问题。城市局部地区资源过于集中，形成对人口的“虹吸效应”，会导致局部问题的集中化和扩大化，并带来连锁反应。他建议，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需各地高度重视，加快速度综合施策，合理疏散发展资源，逐步实现城市均衡发展。
“‘旧改’工作是当前不少城市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方面要保证工作推进速度，同时也要把握推进的尺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黄璜认为，房租普涨等问题折射出城市中的新市民在政策制定中缺乏话语权，这就需要城市管理者在公共政策制定前做好风险评估。“要建立理性多元的对话机制，尤其是对接城市弱势群体的对话管道，让更多社会主体参与基层治理。”黄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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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倪吉利(PO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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