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台谈判 ：民族危亡时刻 破冰 之举 - 民生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十九路军广大官兵同海内外各阶层爱国人士一样，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他们曾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奋起反击日本侵略军，为我国反抗外来侵略史谱写下光辉的一页。
1933年1月，日军侵入山海关、华北告急。3月下旬，已经调驻福建的十九路军组编“援热先遣军”北上抗日，受蒋介石阻挠，被迫中途返回。时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的蒋光鼐、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都认为，要抗日必须反蒋。5月24日，他们与刚刚从欧洲回国的老长官陈铭枢在福州于山“补山精舍”密商，要联合海内外各党派发动反蒋抗日运动。
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年1月发表“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宣告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3个条件之下，“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蒋光鼐等人知悉该《宣言》后，意识到“如今红军敞开大门，我们迫切需要和中共建立密切的关系”，遂将“联共”列为发动反蒋抗日运动的策略之一。
二
蔡廷锴在回忆中写道：“十九路军当时除新改编的四十九师张炎部留在闽西南守备外，几乎全部动员来对付红军这次东征……但防广兵单，捉襟见肘。”蒋介石对于十九路军的“军事失败，一味追究责任，却无援兵调来”，“面对当前的严重情势，保持十九路军这点本钱很不容易，蒋介石想假手红军来消灭我们，可以肯定无疑了”。
9月3日，东方军在夏道击溃拟援救延平县城的十九路军补充师一个团。蒋光鼐、蔡廷锴考虑到前方战局日趋恶化，“联共”工作不能再拖延，既然在上海一直无法从中共方面获取确实的讯息，而今红军已打到“家门口”，又何必舍近求远，不如请一位适当的人员秘密到前线向红军求和，以保存十九路军这一支弥足珍贵的反蒋抗日队伍。陈铭枢在香港偶遇陈公培，觉得是个适当的人选，就请他帮忙。
陈公培，化名吴明，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因南昌起义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后在上海与个别中共地下党员仍有来往，潘汉年称其为“我方情报人员”。
9月中旬，陈公培秘密抵达福州。16日，蒋光鼐、蔡廷锴在绸布上写一封致“朱玉阶、毛润之（朱德、毛泽东）两先生”的密信：“贵党及红军同胞，夙以反帝倒蒋为职志，此即证明贵党与敝军在政治上有共同目标、在军事上有提携之必要。特此委托陈公培同志与贵党为军事合作的磋商，敝军同志甚希望贵党及红军同胞予以最诚意的接谈。”陈公培打扮成农民模样，此密信藏在衣领中，准备赴闽北寻找红军求和。
三
9月18日，东方军红五师第十三团在沙县芹山（今属延平区）的战斗中裹血力战，仅以一个团的兵力，歼灭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中号称“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一个主力团。蒋光鼐等人大为震惊，深感与红军和谈时不我待。于是，蔡廷锴偕陈公培乘快艇于当晚抵达古田县水口。第二天，陈公培和随员携带着蔡廷锴在活页本上开的一张“令沿途军民团队放行”的便条出发，经葫芦山、吉溪、夏道，于22日在延平县西芹遇到红军的前线部队。
东方军领导人很快得到前线部队的报告，对于正在与红军作战的十九路军派人来求和，感到很突然。他们立即致电项英、朱德、周恩来并抄报蒋光鼐、蔡廷锴密信的内容，求证陈公培身份，请示对待办法。
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北线战云密布，而中央苏区闽赣省境内原有的红军部队绝大部分都调入福建作战，防守力量相当薄弱。周恩来接到东方军领导人的来电，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东方军与十九路军能够马上停战，即可结束在福建的征程，迅速返回北线加入反“围剿”。由此，他于9月22日傍晚6时致电项英，力主与十九路军方面接触谈判。
陈公培在赴法国勤工俭学和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投身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和两次东征、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等，都与周恩来共事过。所以，周恩来对他很熟悉，遂又电告项英、彭德怀、滕代远：“蒋蔡代表陈公培即吴明，此人为共产党脱党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介石）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吾常笑之为军阀的清客。如军委同意本日十八时电办法，可由国平（指东方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往西芹与吴明面谈，更可探知更多内容。”
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连夜开会研究，最终同意东方军领导人与陈公培接触谈判，即于9月23日凌晨1时致电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提出我方《与蒋蔡谈判的先决条件》：“（1）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2）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关押政治犯及保证反帝运动和反帝组织之自由”“（3）发表反日及反蒋之政治宣言”。还特别交代，“谈判时，请依据上述条件及中央政府屡次宣言”，“过分及一时不能接受之条件，可不提出”。同时又提醒，十九路军派人前来求和，“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
四
9月23日上午，陈公培从西芹到王台，彭德怀等人与他在东方军司令部隔壁“八角楼”二楼进行谈判。
陈公培首先表白，“与红军进行妥协，此完全是……陈铭枢所主持，蒋、蔡同意”，“李济深同病相怜赞同反蒋”。接着，转述蒋光鼐、蔡廷锴态度，十九路军和福建方面承诺“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在押的）共产党（政治犯），取消经济封锁；（请）红军退出洋口，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界”。
彭德怀回忆，我方根据中央局的电示向陈公培提出和谈条件，并指出，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都有利”。陈公培表明，十九路军现已认识到“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彭德怀深表赞成：“对！抗日必须反蒋，因为蒋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只有抗日才能停止内战。”
彭德怀还回忆，我方热情款待陈公培和随员，“请他们吃了饭，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缴来的……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
和谈成功后，陈公培用福州带去的密码本译文，借东方军司令部的电台向蒋光鼐、蔡廷锴报告，强调：“请下最大决心于最短时间复电，前途幸甚。”由于十九路军方面“不知如此迅速即能接上头，未通知电台注意接收约定呼号”，致使连续几天“叫号老不通”。于是，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此信，先由陈公培随员送往已经进抵尤溪口的蔡廷锴。
9月25日，敌北路“剿匪”军开始大举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北线的闽赣省，红军守卫力量极其薄弱的省会黎川县危在旦夕。中革军委急电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应即结束东方战线”，回师江西“消灭进逼黎川之赣敌”。
根据上级连日来的指示，彭德怀、滕代远于9月29日凌晨5时发出《东方军为迎击赣敌的行军命令》。同日，彭德怀派红军人员护送陈公培到西芹附近。陈公培于10月1日在延平向蔡廷锴、4日在福州向蒋光鼐分别报告“王台谈判”的经过。
“王台谈判”之所以顺利、成功，一是因为双方都以“共同抗日三条件”为政治基础、以“反蒋抗日”为奋斗目标，有着共同的语言；二是因为双方在谈判中能做到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坦诚相见、互信互让，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这些谈判的态度和策略，不仅为红军在长征前与粤军陈济棠的谈判、红军到达陕北后与东北军张学良的谈判等提供了借鉴，而且为我党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积累了经验。
五
1.落实“双方订立协定”的共识，形成了初步合作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徐名鸿先后在长汀、瑞金进行谈判，在毛泽东的支持和指导下，两人于10月26日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基本上是将“王台谈判”达成的共识通过协议形式进行规范和确认，标志着双方形成初步的合作关系。
此后，苏维埃中央政府根据《初步协定》第六条的约定，派潘汉年为全权代表、黄火青为潘汉年的秘书，后又加派张云逸为军事联络员先后驻闽，进一步加强合作和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10月30日即《初步协定》签订后第4天，中共中央发出《致福州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信》，指示福建各地党组织也要与福建当局建立“某种程度内的上层的统一战线”，强调“应该反对那种‘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对于那些虽然今天还不同意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分子，只要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那末，我们今天应该用同志的态度，去团结他们于党的周围”。
2.落实“发表反帝及反蒋之政治宣言”的共识，爆发了福建事变。
双方形成初步合作关系后，陈铭枢等人认为举事的时机已经成熟，即根据“王台谈判”达成的共识和《初步协定》第五条约定，汇集海内外各反蒋抗日派别或人士于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随后发表《人民权利宣言》，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标志着福建事变爆发。
从实际情况来看，是“王台谈判”发展到“瑞金谈判”促使十九路军加快了走上“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周恩来也赞扬：“你们十九路军对中国人民做过两件大好事，一是在上海抗日，二是在福建反蒋。”
3.落实“停止军事进攻”的共识，划分了明晰、完整的疆界及管辖权。
双方在“王台谈判”解决了闽北地区边界问题的基础上，又着手解决闽西地区边界等问题。根据“王台谈判”达成的共识和《初步协定》第一条的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张云逸与“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于11月27日在长汀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昔日的战地变为交往的通途，蒋介石精心谋划的第五次“围剿”出现了大缺口，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一个较安全的东翼；福建方面也后顾无忧，可以全力去对付南京方面。
4.落实“停止一切对于苏区贸易之封锁”的共识，打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
根据“王台谈判”达成的共识，以及《初步协定》第二条、第十条和《闽西条约》第九条的约定，苏维埃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林伯渠、毛泽民，指派国家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兼中华商业总公司总经理赖祖烈带队前往龙岩等地，与“人民革命政府”开展贸易谈判，“苏方”用土特产木材、毛边纸、建莲、香菇、钨矿石、樟脑等，换购“闽方”的食盐、煤油、西药、布匹等。由于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对于强化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改善民众的经济生活和支援红军的军事斗争等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5.落实“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关押政治犯”的共识，为革命事业保存精英。
根据“王台谈判”达成的共识和《初步协定》第三条的约定，“人民革命政府”在11月22日成立当天就决定“十二月一日赦免一切政治犯”，25日通过《大赦令》。30日，“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李济深签发《大赦令》。12月4日起，“人民革命政府”开始释放政治犯，使马立峰、范式人等一批坚贞不屈的革命同志免遭杀害且重返战场，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增添了宝贵的力量。
综上所述，“王台谈判”这次“破冰”之举，是“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发表后，红军与曾经兵戎相见的国民党军队举行的第一次谈判；是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我党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初步合作关系和上层统一战线的开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几年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一个最初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作者为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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