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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共成立100周年，在中国大地（包括香港）举国上下一片红，大举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也抽空看了看红剧“大浪淘沙”，讲述的是从中共一大到抗战胜利，中共的萌芽，破土，发展以及壮大的过程。而我也不禁好奇，想要系统的回顾以下，当年中共一大代表的诡谲人生。
中共“一大”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它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和嘉兴南湖召开，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而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也由此产生。有个小知识点，就是为什么7月1日是建党纪念日而不是7月23日。那是因为参加一大的代表后来只记得会议是7月开的，但具体哪一天忘记了。后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党史学者仔细考证了共产国际的档案文献，才最终确定了会议召开日期。
一大代表参加会议的有
当时的一大代表除了何叔衡外，基本都是二十多岁，对于未来的人生他们是如何抉择的，不同的抉择又导致了怎样的因果和结局？
1.陈公博         大事必糊涂的“人生赢家”
陈公博从小酷爱学习，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三年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与陈独秀相识，也因此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毕业后回到母校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当教授，并于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州组建共产党组织之时加入了共产党。
1921年作为广州代表参加中共一大，而他比较标新立异，是带着新婚妻子去的，在会议受到干扰改到浙江嘉兴南湖后，他便找了个理由带妻子自行去杭州游玩去了。
30岁的陈公博家境殷实，自己是学校的教授，又是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妻子李励庄号称“党内第一美人”，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虽然手上握着很多好牌，但他的不断逆势而为及率性而发，最终让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中共中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写文章支持陈炯明，遭到中央批评后，竟公开声明与中央决裂，并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成为最早脱党的中共一大成员。1925年留学归国后，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国民党，重返政治舞台。在国民党内，与汪精卫一见如故，并经其屡屡提拔任中央农民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
陈公博一直认为汪精卫对其有知遇之恩，到后来也屡屡因此而下错人生之棋。1938年，汪精卫潜逃越南，并发表电报，公开投降日本。陈公博虽然一开始划清了界限，但后来思前想后，还是追随了他的“恩公”，从此由原来的中共一大代表成为了一个为人所不齿的“汉奸”。1944年，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担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1946年，日本战败后陈公博被执行枪决，结束了自己可耻而又多彩的一生。
2.周佛海     卖主求荣的骑墙派
1917年，20岁的周佛海在好友的推荐下，到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进行勤工俭学。临行前，作诗一首：
溟濛江雾暗，寥落曙星稀。世乱民多散，年荒鬼亦乱。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
正是在日本学习期间，周佛海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读到了很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认为找到了一种可以在中国有一番大作为的理论武器和道路选择。在学校暑假回国期间，周佛海在上海的一些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并由此接触到了刚好在上海重新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1920年，周佛海协助陈独秀组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在日本组织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周佛海作为唯一海外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此后，考入东京京都帝国大学继续深造。
1924年，27岁的周佛海再次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是继续作为资深元老为一个前景不明的新生党派服务，还是投入已执政的国民党怀抱谋求眼前的荣华富贵？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对道路的不同选择本无可厚非，但周佛海却以“卖主求荣”的方式，不断谋求自身仕途的上升。
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周佛海一方面声称自己是“最忠诚的国民党卫士”，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抹黑共产党，争当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马前卒，并由此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智囊团，官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周佛海认为中国必败，觉得蒋介石作为抗战派迟早要完蛋，于是又开始寻找能保证自己荣华富贵的下一个主子。1938年，周佛海随汪精卫一起叛逃到越南，并由于自己会讲日语的“优势”，全程参与了与日方的谈判。
汪伪政府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核心要职。
当年常常要受人接济的穷小子，终于混成了自己理想中的模样。钱权是有了，但更为重要的人生骨气、理想与信念却被放在了最末等的位置。1940年，周佛海在向上海中央税警学校的学生们演讲时，忆起参加中共一大的经历，曾这样懊悔道：
我因为和毛泽东同乡，所以二人同住在一个私立女学校的楼上。一连开了六天会，最后一天，为法国巡捕所包围，几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们便都到嘉兴，雇了一只船，开到南湖中间，开最后一次会。中国共产党，便这样的在一只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现在回顾起来，真和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青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乡村，破坏多少城市，损伤国家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又像老鼠一般敏锐地意识到日本这艘大船也要沉没，于是又再次暗通重庆政府，成为戴笠的间谍，继续“效命中央”，并协助杀死了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
1945年8月16日，在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便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并派人维持上海秩序，声言要将上海完整无缺地交还给蒋委员长，气得陈公博大骂其“卖友求荣”。8月20日，蒋介石任命周佛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从一名汉奸头目又成为了国民党的高官要员。
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大汉奸怎配享受抗战胜利的果实。在群情汹涌下，国民政府判处其死刑。此后，蒋介石念其有功，又将其特赦为无期徒刑。捡回一条命的周佛海在狱中不禁长吁感慨，作诗一首：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情仍故吾；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从诗中不难看出其对重获新生的由衷高兴，并流露出了有朝一日再次出山效命的期待。
3.张国焘     从拥抱到决裂
1916年，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本来他想如当年的理科男一样，不闻窗外事，专心搞科研。但那一期又一期由陈独秀在北大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彻底叩开了他的心扉。受新思潮的启蒙和北大开明教授的熏陶，年轻的张国焘开始积极思考和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1919年，在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中，与选择观望和等待的北大同学陈公博不同，张国焘选择站在浪潮的前头，成为前浪。5月3日晚在北大法科礼堂进行慷慨发言后，张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积极参与、组织了学生游行，最后还协助开展了对被捕学生的营救。正是因为对新思潮的认可和积极参与，张国焘作为学生代表与李大钊、陈独秀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并开始投身到革命工作中。
在北大的时候，其实毛泽东也在那里，只不过是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类似于现在的临时工。在那里，由于志趣相同，经李大钊介绍，张国焘和毛泽东有了第一次见面。只不过天之骄子，又是学生会风云人物的张国焘是没有把临时工毛泽东放在眼里的，他回忆起来的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共一大。
但毛泽东却记得。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起北大临时工经历时说：由于我的职位地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往来。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一个是站在时代浪尖未来有无限可能的时代宠儿，一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打扫图书馆、收拾桌椅、整理报纸的寒酸临时工。
两人的再次相遇，来到了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张国焘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各种提议、建议、报告，是会议中的C位主角。毛泽东只是一个会议记录员，默默地记下各位代表的发言。两人地位的悬殊性一直在持续。一大后，除了因为阻止南昌起义而被降为候补委员外，其他时候张国焘都是政治局常委之一，而且还受到过革命导师列宁的耳提面命。毛泽东与其对比起来，就稍显“逊色”了，基本都是候补中央委员，而且还年长4岁，两人基本不在一个频次。
实事求是来讲，张国焘确实算是当时的人精，观云曾到广州的中共三大纪念馆中，看到了当年张国焘写的全英文手稿，字体端正娟秀，堪比衡水中学印刷体英文。而百年后的我们，从小接触英语，但连个40字英语小作文都要挠头搔耳。
两人所谓的地位差距一直到红军长征后才逐渐拉平。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实职，按他的话来讲，就一“闲人”。但当部队转移到遵义之时，大家都发现如果继续按照共产国际派来的那帮人的计划走，大家很可能过不了多久都要去见马克思了。于是经几位老资格元老慎重考虑后，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主动让位让贤，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成为实际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同时也是红一方面军的权威领袖。
彼时，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负责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已放弃川陕根据地，正带领大部兵马追寻颠沛流离的中央红军，赶来“救驾”。1935年6月16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这意味着中央队伍不用再担心受怕，意味着革命的未来又有了更大的希望。会师当天的篝火晚会上，战士们手拉着手唱了一曲又一曲的山歌，互相睡在战友们的被铺上聊了很多很多。
谁也没想到，拥抱过后，竟是决裂。会师大会后，张国焘不经意地问周恩来，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当得到答案是不足3万后，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野心之火燃烧起来了。当时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兵强马壮，而一方面军长征途中损兵折将，补给困难，非常简单的数学题就是，目前张国焘控制了两军近80%的力量。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我为什么要听那个操着南方口音的乡巴佬的话？“人精”张国焘开始行动了。
三是加强自身政治筹码。因为张国焘执行决策常“顾左右而言他”，毛泽东看清了他的小心思“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最终，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之位给张国焘，并将张的“头马”陈昌浩纳入为5人军委常委。
身份问题解决后，为便于统帅和融合，一、四方面军分散整合为左路军（朱德、张国焘率领）、右路军（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随右路军开始北上进击。1935年8月29日，右路军在过了茫茫草地后，以顽强的意志力，经三天激战，在包座打垮了胡宗南第四十九师主力，最终扫清了北上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看到北上战略很有可能要成功，张国焘却突然摊牌了。一方面明电称“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以红军总政委、军委总负责者的身份要求右路军重新南下，并令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向南折回。另一方面，由于徐向前、陈昌浩都是自己四方面军的人，又密电指挥右路军的两人速速帅军南下。
情况急转直下，分裂一触即发。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再次催促南下，并说如中共中央不从，可“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在这关键时间节点的关键问题上，密报先被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截取了。叶剑英后来回忆当时的惊险地步：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
于是，在这命运的关键抉择面前，叶剑英把密电第一时间报给了毛泽东，最终建国后位列十大元帅，获得了最高领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优质评价。在意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后，毛泽东设法来到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联系上嫡系林彪的红一军团，共七千余人，脱离右路军单独北上，一直到同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张国焘这边，在毛泽东带队单独北上后，立即定性为“北上逃跑”，并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自封为“主席”，并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我们现在认为张国焘是不自量力，其实这是以结果反推因果，当时张国焘恰恰是掌握了绝对实力的强者。照理说张国焘坐上了权力的宝座，只要等着憋死中央红军，自己就可以成为真正的最高统帅。但一个偶然和必然的因素，让这个不讲组织纪律，只看丛林法则的领导者，很快尝受到了自己抉择所带来的因果反噬。
先说偶然因素。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中央红军长征时，联系用的电台丢失，此后只能靠自己的判断进行决策。为尽快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传达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共产国际派出了多支联络队伍赴中国寻找中共中央所在地。
由于路途遥远、道路险阻，最先与中央联系上的，是林彪的堂哥林育英。一路风尘的林育英在陕北终于找到了毛泽东等人，并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实际承认了毛泽东等人的合法党内地位。更难能可贵的是，林育英在了解到张国焘分裂组织的情况后，开始居中调停消除裂痕，甚至不惜“假传圣旨”督促张国焘北上。这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合法性来讲，无疑是当头一棒。
他当初之所以敢质疑遵义会议的效力，理由就是决议没有通过共产国际的同意，但现在国际代表却认可了毛泽东等人的党内地位。其次，张国焘之所以坚持南下，是因为斯大林确实说过“四川是中国革命最理想的根据地”，他向成都进攻是为了贯彻革命领袖的意志，北上自然是一种逃退。然而林育英来电报却说斯大林已同意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也就是承认了北上的正当性。
但张国焘还有队伍，还有实力，他仍想去赌一把，赌赢了，自己自然是正确的。因为林育英的突出贡献，在其因病去世后，毛泽东亲自为其抬棺。
然而，这却是必输的赌局。之前中央局就论证过，南下和东走必然失败，因为有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重兵团把守，在绝对的实力面前，结局是显而易见的。但张国焘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仍然选择用千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去对赌。南下计划一开始确实很成功，红军打下了川西平原，兵锋直指成都平原，张国焘似乎已经可以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但现实却狠打了他的脸。一开始进攻之所以势如破竹，那是因为川军不知道红军真正的战略意图，以为进川只是虚晃一枪，真正目的是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等张国焘带领的部队向成都方向进攻后，川军才发现原来真正目的是要自己的命，于是便下定了死战的决心，并请求国民党中央军入川驰援。
11月16日，关键战役在百丈爆发，红军队伍约8万人对阵川军及中央军约20余万人，面对数倍于己之敌，红四方面军在付出近万人的伤亡代价后，被迫往回撤离，由此从进攻态势转为被动防御。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北上打着抗日的大旗，名正言顺，百姓拥戴，甚至有民族主义军阀的同情和默许。而你南下就失去了大义上的正当性，很容易被国民党扣上扰乱地方安宁的赤匪大帽子，很难取得百姓的支持。再加之寒冬来临，敌军骚扰，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至4万。
继续往前已不可得，甚至连保住现有底盘都已是奢求，南下战略是彻底破产了。此时，中共中央仍未放弃对张国焘的争取，林育英多次主动给其台阶下，电称“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和蒋介石……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
这边筹码尽失，另一边给足了面子和台阶，张国焘该从赌桌上下台了。张国焘不得不同意重新率军北上，但讲究丛林法则者，在自己示弱时，必会受到丛林法则的因果报应。部队越是往北，队伍的离心力越强，张国焘越感觉自己控制不了这支部队，甚至连铁杆头马陈昌浩都因行军问题与其发生激烈争吵。
往日无比自信的张国焘，面对各种失败因素，一会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一会又哭鼻子“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心态彻底崩了。
1936年10月，红一、二（贺龙部）、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持续1年之久的分裂危机终于基本解决。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程只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
批判会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这几天的讨论，已将国焘路线表现的罪恶行为充分地揭发出来了。这对全党及犯这错误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工作。……博古同志说得正确，他的肃反和一切别的苏区的肃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张国焘的统治。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别人调动不了的军队的办法。张国焘建立的军队正是这样的。” 虽然张国焘犯了严重错误，但中央仍不忘教育和挽回，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初，王明以“托派分子”为名，枪杀了三名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并点醒张国焘：“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曾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上，用肃反手段杀得党内同志人头滚滚的张国焘，知道这对他意味着什么。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前夕，张国焘去陕西黄陵县祭扫黄帝陵，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担任主祭。祭毕，张国焘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从此离开了他自己一手创建的党。
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称“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此后，张国焘在国民党一直任些闲职，1949年携全家前往台湾，后隐居香港，1968年随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当年张国焘叛逃的时候，连其怀有身孕的妻子杨子烈也未曾告知，后来中央还是很有人情味地批准其投奔丈夫。临走前，毛泽东要杨子烈转告张国焘：“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病逝，后葬于多伦多东部士嘉堡的松山墓园，终年83岁。晚年的他，不知是否还会想起当年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当年四方面军的意气风发，当年与战友们的浴血奋战和金戈铁马。俱往矣！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辩忠奸留史册；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第二类，误入歧途，迷途知返（刘仁静、包惠僧）2人
4.刘仁静      "一大"最年轻的代表
1918年，16岁的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并作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遭到当局的逮捕。1920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刘仁静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1年被选为北京代表，与张国焘一起参加中共一大，时年19岁。
1926年，刘仁静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托洛茨基在斗争中失败，并被驱逐出境。问题是刘仁静自己是坚定的托派支持者，并为此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追寻托洛茨基之路。
在当时较为闭塞的交通环境下，刘仁静作为一名遥远的异乡人，靠着自己的执念，从莫斯科一路打听，分别经波兰、捷克、德国、罗马尼亚，并最终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找到了心中认定的革命先师托洛茨基。
非意志坚韧者难以为之。
1929年，刘仁静回到上海，在托派已在共产国际党内斗争中落败的情况下，刘仁静仍坚定地宣传托派学说，在中央劝告无效的情况下，被开除党籍。一方面被党内抛弃，另一方面刘仁静又有着知识分子的“倔强”，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为了生计，刘仁静“被迫”投靠到国民党阵营，成为了一名搞学说的教员，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1949年，国民党退逃台湾后，刘仁静选择留在上海，并找到中共党组织请求“痛改前非重新做人”。1950年，《刘仁静的声明》刊载在《人民日报》，声明阐述了自己所犯错误，并保证“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此后，刘仁静长期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做一名默默无闻的学者，远离了政治。
1987年，85岁的刘仁静被一场意外的车祸夺走了的生命，作为“一大”元老，骨灰被葬入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得以善终。
5.包惠僧   白色恐怖下的彷徨与退缩
1894年，包惠僧出生于湖北黄冈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从小个性很强，性格直率，一言不合就开干，人给绰号“大炮”。1917年，包惠僧从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在武昌教了半年书后，因生性爱自由，向往诗和远方，干脆了做了各大报纸的外勤记者。作为外勤记者，包惠僧有了走南闯北、广交豪客的机会，这让他对中国的现状及民间疾苦有了大概的认识。
1920年，陈独秀应武昌文华大学的邀请到武汉访问，包惠僧作为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有幸获得了采访机会。这次采访给了包惠僧深刻的印象，晚年其回忆道：他（陈独秀）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令包惠僧没想到的是，陈独秀竟真的很快给他来信，让他在武汉找几位同志，一起创建武汉的共产党组织。无意间，包惠僧进入了时代的浪潮中。
1921年，因为陈独秀在广州正在争取一笔款项修建校舍走不开，而包惠僧刚好因公差从上海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上海共产小组的情况，于是陈独秀就委派包惠僧作为其代表，与周佛海一起去参加中共一大。此后，包惠僧积极参加到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活动中，在国共合作期间，还担任过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
1927年，国共分裂，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包“大炮”对革命前途开始感到恐惧和退缩，并最终以退党的方式向国民党低头悔过。在国民党内，包惠僧长期担任蒋介石的幕僚和参谋，最终获任内政部的人口局局长，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官职。
1949年，解放战争局势已非常明朗，包惠僧心想：虽然在南京政府做了十几年的事，蒋介石集团始终认定我是有共产党嫌疑的一个人，再跟蒋介石走下去，肯定是没有出路的。于是，向内政部提出辞职。辞职后，包惠僧举家来到澳门，开始继续观望局势发展。
1950年，包惠僧在审时度势后下定决心向共产党靠拢，在对党再次坦白交代后，长期在国务院任参事，其实也就是党让他还有一口饭吃。1979年，85岁高龄的包惠僧去世，与刘仁静不同，他的骨灰被带回老家安葬，也算是回归故里吧。
第三类，意见相左，身离心仪(李达、李汉俊）2人
6.李达     专心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家
李达，1890年出生于湖南永州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从小家庭穷困，兄弟五人之中，只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通过苦读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李达获得了公费留日读书的机会，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理工科。
1918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反苏卖国协议，引起学生强烈反慨，李达率留日学生救国团一百多人抵达北京进行请愿抗议，但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由这次起，李达由和平渐进的“实业救国”转向了“革命救国”，其自述道：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
回到日本后，李达毅然放弃了理工科的学习，全力研读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魁首。1920年，留学回国的李达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积极开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设，并于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此后，李达创建和主持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籍。
1923年酝酿国共合作时，陈独秀主张党内合作，但李达坚持党外合作，作为都自认为最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元老，两人互不相让并多次大吵起来。由于认为陈独秀搞一言堂，李达以脱党的方式以“明志”。尽管李达离开了党的组织，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却从未动摇。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虽然脱离开了党，却绝不脱离马列主义。
1924年至1941年间，李达先后在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等地任教。1941年7月，李达在广东中山大学被教育部解聘，此后五年多时间里，不得不在家乡零陵以种田为生。但就算是这种境地，李达也经受住了种种诱惑，既未投靠国民党，更未与汪伪政权同流合污，反而经常向地下党介绍进步学生入党。
1948年1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李达：“鹤鸣兄（李达号鹤鸣）：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1949年5月，李达来到北京，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2月，由毛泽东等人作历史证明人，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李达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
1966年，在特殊的文革阶段中，仗义执言的李达离世（期间受到很多迫害，本文不赘述），享年76岁。
7.李汉俊    执着己见的马克思主义“播火者”
李汉俊，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其兄李书城是中国同盟会元老，建国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
1904年，14岁的李汉俊在哥哥李书城好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李汉俊比他哥哥更愤青、更激进，在日本学习期间，阅读了当时能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结识了一些日本的社会主义者，逐渐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1918年，李汉俊从日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科毕业后回国，在上海开始从事社会主义的书籍翻译和写作工作。1920年，与陈独秀一起发起和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小组。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至1921年仅在上海的报刊上，李汉俊就发表文章和译文90多篇，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播火者。
1921年，李汉俊积极组织筹划了中共一大，当时开会的地点就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随后因为一些核心理念的分歧，李汉俊与陈独秀产生了矛盾。一是李汉俊反对中央集权制，认为这是独裁，主张地方分权自理。二是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其认为党还处于幼稚阶段，强调自我发展，不应该与别党合作。三是革命组织上，不同意大张旗鼓搞工人运动，认为当前阶段主要还是要靠学生运动。
另外还有很大部分的个人性格原因，一是他自认为在研究马克思理论上与陈独秀应该是平等平坐的，结果在一大上自己管吃管住竟然没被选入中央机关，于是后面的中共二大、三大他也赌气不去参会。其次是他认为陈独秀和张国焘搞独裁垄断，什么都是他俩说了算，而自己提出的意见却从来都没被采纳，自认为其党内地位和话事权与他的实际影响力和贡献完全不相符。
因为意见相左长期不理会不执行党组织的决定，1924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将其开除出党。虽已不是共产党员，但李汉俊仍认为：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
1927年4月12日，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员。12月17日，李汉俊在武汉被桂系军阀胡宗铎逮捕，并于同日被枪杀。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给李汉俊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签署的烈属证书，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第四类，坚持信念，英勇献身（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3人
8.何叔衡    叔衡办事,可当大局
何叔衡，1876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人农民家庭，年少时断断续续读过私塾。
1902年，26岁的何叔衡考上了秀才，开始在乡村里教私塾。1909年，在宁乡县云山学校任教，后因主张教学改革，与校领导施教理念有冲突而离职。1913年，何叔衡以37岁的高龄，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继续学习。在校期间，何叔衡与20岁出头的毛泽东成为忘年交，相似的救国志向抹去了年龄间的鸿沟，两人经常探讨救国救民之道。1920年，何叔衡与毛泽东一道建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并作为最年长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
瑞金苏区建立后，何叔衡曾任最高法院院长、教育委员会委员兼苏维埃政府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主管检察、民政、司法、干部训练等多方面的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毛泽东赞赏其:叔衡办事,可当大局。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进行长征，年近花甲的何叔衡因身体原因被留在了江西。1935年2月，由于苏区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江西分局决定，年老体衰的何叔衡、体弱患病的瞿秋白、已经怀孕的项英的妻子张亮，由体力较好的邓子恢和周月林照料，从江西经福建前往香港。同年4月23日凌晨，化妆成商人的5人小队，在走到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时，被当地的国民党保安团发现，何叔衡在交火中不幸牺牲。
小队的幸存者邓子恢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如果何叔衡能活到建国，一定能以70岁的高龄与当年的校友毛泽东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见证历史。
16岁时，陈潭秋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来到武昌念书。20岁时又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英语专业。毕业时，恰逢董必武筹办武汉中学，陈潭秋因志同道合，就参加了筹办工作，并在学校担任英语教师。
1920年，董必武与陈潭秋等人一起在武昌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并以武汉中学为中心建立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陈潭秋与董必武一起作为武汉小组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
此后，陈潭秋分别担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等职。
1935年，陈潭秋与陈云等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9年，按照中央指示，陈潭秋从莫斯科回到新疆，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当时，我党与新疆军阀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到陈潭秋任职时，新疆的局势已非常微妙，盛世才随时都有倒戈的可能。1942年，盛世才在与来疆的宋美龄秘密谈判后，正式决定投靠蒋介石。为纳投名状和见面礼，软禁了我党在新疆的140余名党员干部及家属。1943年9月27日深夜，誓不叛党的陈潭秋在乌鲁木齐被秘密处决，时年47岁。
建国后，陈潭秋的遗骨被安葬在乌鲁木齐南郊的烈士陵园，墓碑由他的革命引路人兼挚友董必武亲笔题字。
11.王尽美    英年早逝的两党代表
1918年，王尽美来到济南求学并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广泛阅读了大量进步刊物，立志用新思想改造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尽美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并在活动中认识了日后同为一大代表的邓恩铭，两人很快成为挚友。同年年底，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会代表到北京八所院校参加交流访问，期间接触到了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很快接受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1921年，王尽美与邓恩铭一起参加了中共一大，此后积极从事革命运动，组织了多次工人运动，包括：京奉铁路山海关钢铁工厂工人罢工、秦皇岛码头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
1923年10月，王尽美遵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作为山东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会议，是既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一大，又参加了国民党一大的元老级代表。终日的奔波与劳累最终压垮了王尽美的身体，1925年8月，王尽美因肺结核病医治无效离世，时年27岁，是最早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王尽美去世时，留有6岁的儿子王乃征，成年后也参加了革命，在建国后曾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
董必武，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原名董贤琮，号璧伍，而必武是他后来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的化名，但却以此而闻名。
黄安县即后来的红安县，位于武汉以北与河南交界处，又叫“将军县”。在那里曾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成立或改编了鄂东军、红一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五支革命军队，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共和国主席，走出了韩先楚、陈锡联、秦基伟等223位共和国将军，可以说是仅次于井冈山、延安的中国革命圣地。
董老在14岁那年即考中了秀才，23岁那年被清廷授予拔贡学衔，拥有了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的资格，此后便在湖北黄州府中学堂任教员，讲授语文和英语。28岁时，董老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日本，董老受到了孙中山革命民主思想的影响，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即后来的中国国民党。
那么董老又是怎样从孙中山麾下转入马克思阵营的呢？那得从认识李汉俊说起。当时董老本来是国民党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1919蔡济民因内斗被杀害，董老去上海向孙中山汇报相关情况，于是便在上海租住下来。正是在上海的那段时间，董老经朋友介绍认识同是湖北人又是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归来的李汉俊，两人一见如故，经常聚会谈政治说未来。
在阅读了李汉俊借给的日本版《资本论入门》等相关马克思主义著作后，董老逐渐转向了社会主义阵营。正如其后面所回忆：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回到武汉后，董老很快就付诸了行动，他设法筹集资金，办起了私立武汉中学，校训即为“朴诚勇毅”，又招来了英语老师陈潭秋，接上了前面所述的剧情。中国一大后，董老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并在国共合作期间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董老被列入国民党追捕名单，被迫潜逃至日本，后又从日本辗转至苏联，进入列宁学院留学。1932年，董老从莫斯科秘密回国，到达苏区瑞金，任中央党校校长和最高法院院长。
红军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后，年近半百的董老全程参与了2万5千里长征，并在到达延安后继续任中央党校校长。始终跟党走的董老坚持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与毛泽东一起作为13名代表的仅存硕果，参加了开国大典。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董老，想必是感慨万千。
此后，董老历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一直到1975年，以89岁的高龄离世。
在离世前，已得重病的董老写了首《九十初度》（虚岁）的离别诗：
九十光阴瞬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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