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书架｜数学家自传中的财政投入

一部不只是有趣的《自传》
“至少对我来说，这是多姿多彩的旅程。这个从汕头来的穷孩子，一头扎进了对自然奥秘的探求，又有幸在其中有所收获。这是他的传记，希望你觉得有趣。”这是《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丘成桐、史蒂夫·纳迪斯 著，夏木清 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下文称“《自传》”）正文的最后一段。
《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丘成桐、史蒂夫·纳迪斯 著，夏木清 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
《自传》绝不只是一本有趣的书。数学家的自传，说了数学发现中的各种事，对于想成为数学家的人，也有不少启发。丘成桐先生是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得主，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都有重要贡献。《自传》可读性极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的许多趣事。
数学发现后面隐含着规律。数学的重要性不用多说。各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算法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快递小哥的命运，高科技也离不开算法。各种算法离不开数学。科技创新要求加快数学强国的建设步伐，就要尊重数学发现的规律。
《自传》提供了不少企业家和社会人士捐款资助数学研究的案例，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数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投入。对于中国来说，就更是如此。我们不能泛泛而谈，数学很重要，所以政府要加大投入。数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研究相比，花钱较少，但这仍然要遵循规律。否则，再多的钱也可能打水漂。政府投入经费支持数学，绩效如何？这不仅仅是财政治理问题，而且是专业治理问题。
专业治理的专业性，决定了一般人很难对此说三道四。术业有专攻，而当专业人士有分歧时，又该怎么办？
科学研究充满不确定性。谁能保证投入就一定会有产出，产出就一定大于投入？但是，遵循科研规律，成功概率当可大大提高。
研究不一定只赌一个方向，集中走的那条路可能是死路。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才可能为后续发展提供机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不要把科学发现的星星之火也灭了。留住星星之火的代价并不见得有多大，倘若如此，火种就更应留下。
《自传》涉及中国要不要建超大对撞机的事。丘先生支持，杨振宁先生反对。丘先生是数学最高奖获得者，在数学和物理领域都有贡献；杨先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物理和数学领域也都有贡献。听谁的？专业人士意见不一致，对财政投入与否以及投入多少肯定会产生影响。
超大对撞机建不建的财政问题
超大对撞机建设本来只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为代表的主建派与以杨振宁先生为代表的的反对派之间的争论。
2016年，杨先生发表《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概而言之，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花钱可能是无底洞；二是研究无前途。政府出钱来建，就是财政问题。财政投入无底洞，肯定需要小心谨慎，而且还可能挤占其他经费，可能影响民生发展，这更得小心。没有前途的研究当然不能资助，财政也没有理由在此花钱。但问题是有没有前途应该由谁来判断？
《杨振宁传》（最新增订版），杨建邺 著，商务印书馆2021版。
花钱是不是无底洞，这应该都听正反双方的观点。为此，我从高能所官网上找到王贻芳院士对杨先生的反驳文章。关于财政经费预算，王院士从之前的经费预算执行效率入手，说明预算编制的可靠性，即不会有无底洞。关于研究成果方面的担心，他也作了反驳。
这些反驳应该说都很有针对性，但反方会接受多少，未可知。无论如何，仅说此事美国行不通，再加上自己的看法，就要完全阻止项目进展，似乎还有可商之处。
《自传》提及，中国、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学者都热烈呼吁在中国兴建全球最大、力量最强的粒子对撞机，它会是在瑞士日内瓦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后继者。丘先生推动其事，全因该计划对中国对物理学都有利，亦有利于提升国际关系，甚至对数学也有好处。
在丘先生看来，基本物理（基础物理学）的突破往往会给数学家带来许多新想法，反过来，数学也促进物理学发展，二者相辅相成。这些努力从最细小，也是最基本的水平上去了解宇宙。
丘先生说，他不怀疑杨先生是一番好意，是要真心促进物理学的发展。老一辈学者该不该对年轻学者的研究施加这么沉重的压力？这值得我们深思。丘先生认可中国人传统敬老美德，同时也认为老年人不应过多地干预年轻人研究。中国和美国的学术界不同，美国绝大部分年迈学者不再企图去影响年轻人的学术方向，但在中国，“愈老愈强”似乎是正道。
事实上，科学研究有很多不确定性。一个人见识再深，也不可能穷尽一切。《自传》写到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标志着粒子物理的重大发现，说明之前杨先生所主张的粒子物理“消亡”的看法并不能成立。
再说，如今的主流在未来不见得还是主流，主流也是在不断演变的。沃尔夫奖得主、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在谈好的数学问题时就涉及这一点。选什么问题进行研究，更应该关注未来的主流（张奠宙、王善平：《陈省身传》（修订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杨先生的科研成本意识其来有自。杨先生1972年7月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第二次就“高能物理的发展与展望”座谈时，就与中国物理学家的意见发生分歧。当时中国物理学家对于中国高能物理处于闭塞停滞状态非常担忧，希望迅速建造大的加速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以此培养高能物理学人才。杨先生对建议用巨额经费建造大型加速器持坚决反对态度。他说：“拿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来发展高能加速器，从中国工业发展来看，我很难投票赞成。”当时有一位物理学家生气地说：那我们就这样一直与国外保持很大差距？杨先生的原因从财政学的视角上容易理解，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和财力，奢谈大型加速器实在不现实。而且，杨先生更加担忧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几乎完全停滞，各门学科后继人才都严重缺乏。杨先生还提出在中国科研经费匮乏的情况下，应发展不要花大钱的科目，如拓扑学的研究等。（《杨振宁传》（最新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501-503页）毫无疑问，这样的成本意识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绩效。但是，具体怎么做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个科研项目的目标在未来能否全部实现？如果能实现，这是再理想也不过的事。如果实现不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见得。《自传》中关于弦理论发展的阐述，可以提供一个佐证。在丘先生看来，弦理论对物理学和数学已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贡献，就算弦理论最终成不了大自然的终极理论，至少它是迈向目标的一步，而且，这套理论已有许多有趣结果，让人们赞叹不已。总之，就算到了最后，弦理论不能达到人们对它的期望，也不能视之为失败，毕竟弦理论所引发出来的数学发展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我想，超大对撞机项目即使不能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也未尝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这些成果与投入进行对比，当有较为明确的可行性方案。
遵循科研规律，财政资金才可能有真正的绩效
科研除了资金投入之外，还得遵循科研规律，否则，钱花了，就可能一点正面的收获都没有。丘先生是如何办数学中心的呢？找人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在清华建立数学研究中心，丘先生的找人思路和杨先生也不一样。杨先生倾向以重金聘请名家短期访问，丘先生以为此法从来成效不彰，且不利于中国数学的健康发展。
丘先生在与清华校方再接触之后，获准自主找人。在他看来，大学聘请数学人才，应用一致的标准。由于数学是他的本行，这领域招人的事务，应该由他统筹，不久就找到一批不错的人作为班底。花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重金投入不见得有持久效益。重要的是激发科学家的创造力，相信科学家，让科学家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想想看，专业领域内部都可能有分歧，那么仅仅只有其他某一方面专长的人士，岂能保证财政资金投入的高效益？
丘先生说，在他所办的数学中心，做法与其他中心不同，采取一种任人唯贤方法。如果资源得到保证，便可以持续地干下去，所以要努力不懈地向私人募集经费。这些中心以年轻数学人才为主，年轻得还不会打当院士的主意。他要他们以出色的研究成果为回报，和名利或其他动机无关。相比之下，国内一些机构，只是以找“帽子”为导向，按“帽子”发薪水，本来就是与教学科研背道而驰的。关键是找到有潜力的人才，并创造条件激励他们做事。
《自传》也有功败垂成的案例。关于在UCSD（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建立一个很强的数学系，丘先生曾为此用心，力图打造一个高水平的应用数学中心，但最终其他因素干扰，未能如愿。他用了一个那老掉牙的笑话来自嘲：“换电灯泡需要几个人？”“一个就够了，但是要电灯泡想被更换才行”。
《自传》附录，“我少时受到父亲的鼓励，对求取知识有浓烈的兴趣，对自然的现象和规律都很好奇，想去了解，也希望能够做一些有价值的工作。”科学探索是为了发现，如果方向偏了，只是为发表而发表，那么真正的好数学好成果是不会出现的。丘先生的父亲丘镇英老先生，193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后留学日本，也曾在厦大短暂任教，最后转至香港。
《自传》献给母亲和父亲，目录前插页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几何人生，人生几何。”两行字，读来令人百感交集。《自传》是人生之书，传主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几何，构成了几何人生；人生，又是无人能够预知的，人生际遇，是贵比汾阳，还是其他，也许只能等到盖棺之后才能说出一二。
《自传》谈到丘先生所经历的数学界的种种有人的地方就有的事。学术界不见得就全是圣殿，理解学术界，学术界才可能有更好的生态，而这是科技进步所不可或缺的。
“我尚未有高挂直尺和圆规的打算。……我也不想赖着不走，到老来发表一些不及格的证明，令同事和朋友尴尬。当再无法做研究时，我会专注教学。”这是丘先生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对于我们处理好科研和教学的关系，对于相关的财政投入问题，当有重要的启示。
（作者杨志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财贸经济》《财经智库》副主编，著有《新中国财政政策70年》《大国轻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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