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共關於中國經濟已經與美國持平，甚至超過美國的描述相反，由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席琳‧安東寧（Celine Antonin）和西蒙‧布內爾（Simon Bunel）撰寫的題為《創造性破壞的力量》（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的長篇研究報告認為，中共雖然在過去幾十年裡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通過採用和模仿其它國家的創新來發展經濟，儘管有一些領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太空探索和武器開發，但還沒有進入最後的發展階段，即在技術和發展的前沿進行自我創新。
這篇報告是關於大體的經濟發展，而不僅僅限於中國，報告建立在著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的著作之上。熊彼特是第一位將經濟發展描述為「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的經濟學家，「創造性破壞」即「創新」破壞了舊的生產方式，但通過創造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產業，促進了增長和繁榮。對熊彼特和這些研究人員來說，創新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
知識的擴散是這個過程的核心，但經濟要真正創新，就必須鼓勵研發、保護知識產權，讓創新者有動力。要想創新，必須進一步防止現有生產方式和公司利用政治和其它手段阻止新方式的自然傾向。
通過這個角度，他們審視了經濟史上的一些爭論以及當前的問題。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來自於對發展中經濟體，如何向經濟領先體趨同的全面研究中產生的。
1）引進來自更先進經濟體的技術；2）大規模投資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以培養操作進口技術的勞動力；3）將資金重新分配給關鍵的投資和研究；以及4）培養管理人才。所有這些國家在不同時期都以這種方式在創造增長和財富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功，特別是中國。
2019年8月13日，北京中央商務區的地標性建築。(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但模仿型驅動增長只能走這麼遠。對任何發展中經濟體來說，最難的部分是轉向創新型增長。作者們認為，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未能實現這一轉型，台灣和韓國則完成了這一轉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20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它們克服了韓國財閥的壟斷，例如，阻礙新的創新公司入場。
作者們稱，中國一直未能實現這一轉型，部分原因是其金融行業非常不發達，而且面向的是規模龐大、占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政策上的偏袒和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也阻礙了中國培養能夠實現創新益處的有效管理者。
在這方面，他們引用了《世界管理調查》，認為中國的管理實踐遠遠落後於歐美，甚至拉丁美洲。由於中國的研發也受政治驅動，而不是流向可能產生最大經濟收益的地方，因此研發支出大的公司，增長速度並不比研發支出少的公司快。他們的結論是，中國的做法阻礙了創新驅動的增長，而不是向創新驅動轉型。
在這方面，一個名為「技術擴散」的案例研究尤其有說服力，該研究由西里爾‧韋呂斯（ Cyril Verluise）和安東寧‧貝爾高（Antonin Bergeaud）主導。這項尚未發表的研究追蹤了各國歷年的專利情況。以基因測序這一關鍵領域為例，他們指出，在20世紀90年代至2019年間，這一領域約70%的專利授予了美國人。
而中國則遠遠落後，以11%的專利，排名第二。雖然美國的大部分專利申請是在2000年之後開始的，但直到2010年中國才開始。然後，中國開始，也只是開始迎頭趕上，到2018年，中國獲得該領域約20%的專利。作者們發現，即使是這些專利，也大多來源於他們稱之為「種子專利」的基本專利，這些專利在美國和其它地方更早發展起來。更重要的是，大多數中國專利都與外國人有關。
所有這些並不表明中國缺乏經濟實力，也不表明中國不是美國或任何國家的強大對手。但這些的確表明，北京對其經濟和發展能力的描述遠超出現實。中國仍然需要西方來推動其經濟創新。有朝一日，中國經濟可能會進入創新發展階段，但目前尚未達到這一階段。
作者簡介：
米爾頓‧埃茲拉蒂（Milton Ezrati）是《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的特約編輯，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人力資本研究中心的榮譽學者，也是紐約傳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經濟學家。他的最新著作是《三十個明天：未來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統計學和我們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