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大瘟疫使全世界的投資受到阻礙，這是可以理解的。就中國而言，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被大大延緩了。這主要是因為這類投資決策都是提前做出的。2020年流入的大部分資金在2019年就已經準備就緒了（如果不是更早的話）。因此，在去年春季最嚴重的瘟疫使投資急劇下降之後，2020年下半年的投資明顯增長，而這些資金是早已準備好了的。去年6月至12月，每月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增加了近90%。
但是，由於2020年的許多投資決定都被延遲或取消了，外國直接投資在今年的開局幾個月暴跌。1月份的月流量低於2020年7月的低點。然而，世界各地的企業似乎很快地重新思考了問題。隨後，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迅速增加。今年6月是有數據可查的最近一個月，月度流量幾乎恢復到2020年末的高點。
2019年9月24日，中國江蘇省南通市的中國服裝品牌波司登的一家工廠裡，工人正在縫製羽絨服。(STR/AFP/Getty Images)
比這些數字更有趣的問題是錢從何而來。來自美國的資金正在下降。在最新的可用數據中，美國的資金僅占總流入量的2%。來自日本的投資略高於美國，略低於總數的3%，但這些投資也低於以前的水平。歐洲的份額更大，僅英國和德國就超過了來自美國和日本的資金。顯然，美國和日本的決策者對供應鏈有很大的擔憂。
對於美國人來說，2019年川普（特朗普）白宮與中共之間的「貿易戰」有很大的影響。為了逃避關稅，許多中國生產商在第三國（主要是亞洲其它地區）設立工廠，而他們的美國同仁也相應地重新調整了美元投資的流向。
更重要的問題是，外國在中國的投資都流向哪些領域。不久前，製造業在所有外國直接投資中占據主導地位。而在最近的統計中，它下降到略高於總數的30%。雖然它還占一個很大的份額，但是遠不如以前了。相比之下，服務業、零售業、房地產業等占近期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近60%。
以前，外國人進口中國的產品到本國市場銷售。但似乎他們現在已經將投資轉向中國國內的市場，並試圖從這個龐大且不斷增長的市場中分得一杯羹。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轉變符合中國政府降低出口依賴性的目標。但從另一個意義上說，北京欲圖通過鼓勵外國企業投資人工智能和尖端技術來獲取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而這種投資的轉移肯定會使北京感到沮喪。
外國直接投資重點的轉移是合理的。中國的經濟已經很發達了，因此它不再是最便宜的產品源頭。當然，中國的成本仍然低於美國、西歐或日本，但它已經失去了與其它較貧窮國家相比的優勢。與墨西哥和越南的工資比較可以說明這一點。從2016年到2020年，中國製造業工人的平均工資每年增長7%，遠遠快於墨西哥（不到6%）和越南（僅略高於5%）。因此，現在中國勞動力成本比墨西哥高出35%，比越南高出120%。
即使普通中國工人比墨西哥和越南工人受到過更好的教育和培訓，勞動力成本的差異也令投資者很容易決定在哪個國家建立簡單製造業的工廠。與此同時，工資的提高增強了中國國內的購買力，所以外國投資也開始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
這種情況並不是中國特有的。它反映了一種典型的增長和發展模式。最初，像中國這樣的貧窮國家作為富裕國家的產品來源迅速發展。外國投資湧入該國的出口產業。事實上，這種投資造就了這些產業。幾十年來，來自世界較富裕地區的投資和需求推動了這樣的國家的快速增長。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開始的10年，外國直接投資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5%至5%。
然而，隨著國家的發展，它對這種產源投資的吸引力也隨之降低，中國就是這樣。現在投資者試圖在中國更富有的國內市場中獲利。但流量變得不那麼重要。近年來，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僅占GDP的1%多一點。經濟的整體增長變緩，因為那些國家的購買無法再繼續推動中國，而那些國家現在並不比中國富裕很多。
這就是中國現在的前景。其增長速度的放緩、外國直接投資的性質和投資的相對規模共同描繪了這一經典的經濟圖像。
作者簡介：
Milton Ezrati是《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撰稿編輯。該雜誌附屬於布法羅大學人力資本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apital at the University at Buffalo）。他也是總部位於紐約的通信公司Vested的首席經濟學家。他的最新著作是《三十個明天：未來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統計學和我們將如何生活》（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