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算多，如何更好—新闻—科学网

陈洪捷
周光礼
10年前，高教界就曾有说法称，我国博士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但事实上，当时超过美国的是我国的学术型博士。2011年，美国修改了博士生统计口径，将第一级专业学位（如法学博士）计算进来，我国突然发现，美国一夜之间年均博士生招生量增加了9万多。于是有专家反复呼吁，中国每年博士生招生量仅为美国的50%，应大力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受其鼓励，教育部决定大力发展博士生教育。
在西方高校，学术型博士的培养目标是为其他名校培养教授。如果从这一传统教育目标看，我国的学术型博士数量已经够用，没有那么多学术职位提供给学术型博士。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社会职业的知识含量提高，一些传统职业逐步高端化，逐步需要接受过博士教育的人来承担，因此我国专业博士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李东风
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增加了100多倍，的确有些膨胀。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是质量。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博士生导师与现在的博导有很大不同——当时的博导大多是解放初国家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或归国人才，他们的经历、报国之志乃至于学术底蕴与现在的博导完全不一样。加之当时招生数量少，研究生质量还是有保证的。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大学扩招，学位点大幅增加，博士生招生人数也激增。但与此同时，导师队伍在不同学校的差距也显现出来，博士生质量难免有所滑坡。在我看来，招生规模必须严控，质量必须重视。
赵庆年
从经济发展视角来看，虽然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家经济发展质量并不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提升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需要大量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经济发展质量越高，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需求越大。
从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即高等教育培养人才需要周期，人才就业后真正发挥作用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可能完全做到同频共振，往往需要高等教育提前储备一定量的人才。
我国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质量，在未来几十年内一定会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意味着，今后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即便是今天在博士生培养上存在一定的结构性过剩，我们也不应该降低博士生招生规模，而是要在强化质量的前提下，适度发展规模，并通过发展规模促进结构优化。另一方面，通过适度扩大规模，也可以迫使一些博士毕业生降低就业重心，到中小型企业和一般地方高校就业，到相对偏远、落后的城镇甚至农村去创业。
问题二
陈洪捷
刘振天
对于所谓“培养大师”的问题，我认为不宜急功近利。这一问题既有教育体制机制的原因，又有基础和技术条件的原因。实事求是地看，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在进步，但我国整体生产力水平、产业技术水平还较低，对高水平知识和高科技的需要较少，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平台支撑。只有产业技术提高了，大学的知识生产才能真正提高，否则即如空中架楼，没有基础。总之，不能忽视和脱离现实产业技术需要这一根本条件约束。教育与技术相互促进，不宜空谈创新及创新人才培养。
至于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以往是培养某专业领域的学者、大学师资或政府企事业专业管理人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培养目标范围在扩大，就业去向也日趋多元化。博士生去基层政府部门或中小学都非常正常，这也说明了其他领域对专业技术及人才的需要，有助于提高不同专业和社会领域的水平与质量。发达国家博士生毕业后，如果就业不很顺利，学生可能重新修习职业技术性课程，取得工程师或技师证后再就业，这没有什么稀奇的。我国正走在让博士生个人选择愈加宽松的道路上，这是进步的表现。
李东风
从博士生角度看，打好理论基础比掌握技术更重要，学生既要选准科学问题，站在科学前沿，还要有家国情怀。从高校发展来看，博士生培养方案应有国家标准。就专业发展而言，要有长期规划，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分别设定好基础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赵庆年
首先，我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时间本来就短，总体而言仍处于探索阶段，在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仍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在“先将规模弄上去，然后再提升质量”的发展理念下得到快速发展。正是这一急功近利的行为，导致博士研究生培养所需要的资源投入没有与规模同步增长。
再次，在国家政策和社会评价的导引下，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大量教师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了科研上，尤其是那些短期内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项目上。由于导师以产品、服务、论文为中心，研究生也只能围着其“打转转”，因此才出现了将导师称为“老板”这一怪象。如此，怎么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呢？
最后，博士研究生培养还存在毕业要求不高、把关不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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