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羽的大河之恋－传记文学创作的新尝试_孔孟之乡

摘要：――关于传记文学《不醉不说――乔羽的大河之恋》读者、作者、编者、评论家的对话摘要
    主持人：传记文学的勃兴是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具有其独有的教育功能、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由于传记文学的复杂性和跨学科性,给研究和写作提出了挑战。新时期传记文学应该怎样写？今天我们邀请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长篇传记文学《不醉不说――乔羽的大河之恋》的作者周长行和该书的编者、团结出版社副总编唐得阳，以及山东读者李克勤，就当下传记文学创作中的困惑以及如何创新等问题各抒己见。
　　李克勤：在众多的文学体裁中我最喜欢的是传记文学。我读传记文学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名人的心路历程，想从传记中获得更多的个人成长信息。早在1999年，周长行老师就创作出版过一部《乔羽恋歌》（以下简称《恋歌》）的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业界认为你写出了乔羽先生的风骨，对其创作成就以及为人作了全方位的记述，在文本上插叙倒叙并举，语言生动活泼。最近，您又推出长篇传记文学《不醉不说――乔羽的大河之恋》，就我个人阅读而言这两部书风格迥异，作为读者迫切想知道的是您的创作动机。
　　周长行：《不醉不说――乔羽的大河之恋》（以下简称《不醉》）90％的内容是《恋歌》中没有的。如果说《恋歌》的出版发行受到众多读者喜爱的话，我觉得是两个因素起作用，一是乔羽先生的人格魅力，二是我采用的写作手法是白描，用一种平常语言的讲述。《不醉》是在《恋歌》的基础上尝试着一种全新创作理念，就是把艺术家乔羽当凡人来写，写他的情感，写他的苦恼，甚至写他醉酒后的肺腑之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凡人乔羽、一个普通而有个性的老头。为了写好《不醉》，我先后采访乔羽先生达80多次，历经11年，摄录了120多盘录像带、80多盘录音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写出一个真实的乔羽。
　　在长达11年的采访写作中，我觉得老人家对人随和。记得《恋歌》的样稿出来后，我送给老先生批阅。直等到他来济宁组织召开中国歌词年会时，他才不无遗憾地说：“至今我还没看哪！就这么着吧，老周，你看着办吧！”尽管他让我看着办，我倒觉得难办了，当时心里想：是好是坏，您倒给一个评价啊！直到2006年5月1日，也就是《恋歌》出版后的第7年，我再次来到乔羽先生的住所时，老人家才笑着说道：“最近有人写了一部《乔羽论》（理论著述），里面引用了你《恋歌》中的许多东西。这说明《恋歌》还是可以的嘛！”这番话是对我的极大安慰。但我觉得《恋歌》还有些遗憾。于是就向乔羽先生提出我要再写一部，乔羽先生欣然应允。《不醉》最难的是定位，它应该突出乔先生什么？带着这个问题，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与家人、朋友、大学教授、作家、出版界广泛交流，反复征求他们的意见。最为一致也最为强烈的要求，也是我儿女最先提出的，要让人爱读爱看，因为乔老爷子本身是一位人见人爱的小老头。这个定位给了我目标，给了我动力，也给了我不断涌来的创作灵感。我要写一个真实的乔羽、活灵活现的乔羽、朴实而又智慧超人的乔羽。
　　唐得阳：准确地说，我是接到《不醉》的书稿后才阅读《恋歌》的，作为《不醉》的编者，我凭着职业和欣赏的快意，很快读完《不醉》的书稿，读完后我才发现传记文学如果以一种平民化的文字表达形式，必将深入人心，也必将受到读者的青睐。看来周长行是深谙此道，在这部《不醉》的传记文学作品中，他用这种平民化的表现手法来述说人物、表现人物，就创作技巧而言已是高人一等，我们更看重的是它的内容健康和可读性。故此，我们在欣喜之际，立即决定出版《不醉》。《不醉》以人物生平寻觅自身的价值所在，着重表现其真实性，突出主人翁平易近人的个性，是传记文学得以顺理成章、众望所归的标志，也是迄今取得大众喜爱的主要因素。
　　万伯翱：如今，传记文学充斥着各种形形色色的文字，真正可以称之为文学的作品实在少之又少。 对于传记文学，我个人认为它是历史文学的独特分支，传记文学应该是文学性较强、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包括回忆录、忏悔录、感想录、随笔、 谈话录、旅行记、日记、书简集，它作为贴近现实的文学模式，受追捧是无疑的。在社会的文学多样性面前，传记文学作为现实生活和理性思想结合而生的产物，它的发展是人们对自身和社会认知的提升，它终将由于人们回归真实的自身而得到极大的拓展。
　　作家周长行新出版的《不醉》，我读后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他写出了乔羽先生的一种理性的思想。谁都知道乔羽先生是词作家，一首《我的祖国》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一个能把祖国比作大河的人其思想该有多凝重，如何去揭示乔老先生的思想内涵，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
　　主持人：周长行的《不醉》，我读后认为是属学者传记类。学者传记，宽泛地说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界专家、学者的传记，这种传记由于他本身的丰富多彩性，加之所固有的人文精神与文化智慧，特别是其浓郁的反思性与深邃性，是其他传记所无法企及的。王晓明的《鲁迅传》、李辉的《萧乾传》、田本相的《曹禺传》、凌宇的《沈从文传》、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戴光中的《胡风传》以及新近出版的卞芳的《季羡林传》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于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追问与求索，这是文化对文化的碰撞、精神对精神的审视、生命对生命的关怀。换言之，学者传记代表了当代传记文学的最高精神价值。下面我们结合《不醉》盘点一下传记文学。
　　周长行：在我的阅读视野中，除学者传记之外还有领袖传记、明星传记，这两种传记也很有市场。当下传记文学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外，新英雄传记与凡人传记、历史人物传记与外国名人传记以及实业家传记也此呼彼应，使得高度繁荣的当代传记文学创作更加丰富多彩，更使我们这些纪实文学作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就个人创作而言，传记文学的生动性也是丰富多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醉》出版后有一媒体的记者问我，您创作方式的尝试，给《不醉》注入了全新的阅读理念，不仅有些故事写得非常生动，而且越品越有味，而且在文章结构上也有近乎独特的创新。我说，这种所谓的创新，一是迫于无奈，被逼出来的。当代被公认的三大传记文学家：英国的史特拉齐、德国的卢德威克和法国的莫罗亚，他们都能够完美地将个人存在用艺术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无奈的感觉，我个人是有。二是水到渠成，灵感发现。动笔写完第一章之后，不是一种快慰感，而是有种难言的失落梗在心头，总觉得一些生动有趣、“原生态”的东西丢掉不少。想来想去，原因还是“写”与“说”大有区别。我与乔羽聊天时“侃”出的生动鲜活，在我笔下却有些失色。有功力的原因，也有“说”与“写”难以调和的问题。出口成章与笔下生花，是两类土壤长成的“庄稼”。我必须寻求保全生动鲜活的方式，让作者和读者在同样的愿望上达到和谐。于是我搁笔思索，灵感突然而至，既然“说”比“写”的要生动，我何不把我们聊的一些东西“和盘托出”呢？我既可以对正文内容拾漏补缺，吸纳、保留生动鲜活之气息，丰富信息量和合理的游离，又能切换阅读情绪，缓解阅读疲劳。想到这里，我真有点老陈微醉的感觉了。从理论而言，我认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孔庆茂总结的传记文学的两对矛盾非常准确：一是传记的文体特点和学科分化的矛盾，二是传记学术性与生动性的矛盾。从传记创作的角度来看，传记作者应注重学科的整合，把文史哲融为一体。同时他认为，学术品位并不构成妨碍生动性的理由。
　　唐得阳：应该说来，当代传记文学走过了一个由盛而衰、衰而复盛的曲折之路，上世纪五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首尾两个高潮遥相呼应，血脉相承。但明显的不同于50年代第一次高潮的单一性，八九十年代的第二次高潮尽展多样化发展之风姿。一是传记观念的多样化，即不再局限于为英雄塑像、唱英雄赞歌的传统观念，而向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回归。二是传记作者的多样化。传记创作队伍不再局限于专业作家，而广泛扩展到教授、学者、记者、干部乃至普通工作人员。领袖传记中就有不少作品出自领袖原先身边的工作人员。三是传记人物的多样化。无论是正面领袖人物，还是反面领袖创作禁区的冲破，都对传记人物的多样化产生了积极的激发作用。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层次，上自领袖人物，下至普通百姓，都纷纷登上传记文坛，都成为传记文学描写的对象。四是传记内容的多样化。注重对传记人物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的描写，立体地展现传记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五是传记文体的多样化。传记文学本来就是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一种边缘性文体，作者拥有相当自由的创作空间，比如既可偏于文学，也可偏于史学，还可合而为一；既有他传，也有自传；既可多人合为一传，又有多人同为一人作传；既可偏重叙事，也可重在抒情，抑或两者交替运用。六是传记接受的多样化。对于读者来说，不再偏重于教育意义，偏重于政治、社会功能，而同时可以是审美的甚至满足阅读愉悦的。从我们出版界而言，出版传记文学是一个效益增长点。《不醉》的出版对我社而言，具有不一般的意义。
　　万伯翱：传记文学在我国历史悠久，古代传记文学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历史传记文学即史传文学，一类是杂体传记文学即杂传文学。司马迁是第一位史传作家，他的《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几乎都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一些历史人物传记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纪传体”，成为以后历代正史的标准文体。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等，都包含一些较出色的史传文学篇章。杂体传记文学包括史传之外的一切具有传记性质的作品，如碑诔、传状、自传等。秦汉时期即已出现这类作品，但它的发达兴盛主要在唐代以后，至明清尤盛。杂传作家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宋濂、顾炎武、黄宗羲、戴名世、全祖望等。杂传作品往往能道正史所不能道，作家的感情和倾向也更鲜明强烈，有许多优秀篇章。专门成集的有《列女传》《圣贤高士传》《高僧传》《明儒学案》《国寿录》等，更多的作品则编入各家的文集中。
　　到了近代，正式的史书和个人的传记逐渐分家。“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文学创作又从一般的文学作品中独立出来──史、传、文三者的关系发生明显的变化，传记文学由传统的体裁向现代的文体演变。因为需要新的探索，也因为新文学作家中很少有人专门创作这种边缘性文体的作品，在一个时期里传记文学显得比较沉寂。由文史学者朱东润撰写的《张居正大传》被公认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此外，像鲁迅的自叙性散文《朝花夕拾》、郭沫若的长篇自传《反正前后》《创造十年》《革命春秋》等，也可以看作是传记文学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回忆录和人物传记等文体的繁荣，陆续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传记文学出现兴盛的趋势，特别是一些英雄模范人物的传记文学作品如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等，成为流传很广的青年读物。
　　当代传记文学创作就其成就来讲是十分巨大的，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作为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还觉得离时代的要求，离读者的期待，离中外传记的精品之作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主要是精神的失衡。“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中国史传一贯的优良传统，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然而当代传记文学的一些作品显然有悖于实录精神，特别是个性精神的失落。每一个生命都是无可替代的独特个体，优秀的传记作品就要充分显示传记人物迥然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个性。二是存在着千篇一律的问题，如果把名字换一下，张三和李四没有多少区别。周长行的《不醉》较好地把握了人物的准确性，像这样的传记文学是为我们学会争光的。
　　李克勤：既然是人物传记为何不叫《乔羽传》，而要叫《不醉不说――乔羽的大河之恋》？
　　周长行：这是我对乔羽先生表达特点的一个发现，也是实际生活的积累。在中国文化艺术界，乔羽先生的能喝善饮是出了名的。很难想像不喝酒的乔羽，会把话题弄到极精彩的程度。酒仿佛是他灵感、激情、言辞的“燃烧剂”，许多话题不借助酒力，乔羽谈话的精彩度就有打折扣的可能。在我们十余年的交往聊天中，尤其是酒喝得微醉时，乔羽往往是灵光四射，妙语连珠，谈锋更健。这个时候，我就记录下了许许多多匆匆来去的采访者“求之不得”的东西。因此，有来由的“不醉不说”就使本书有了两条“结构线”：一是乔羽的人生足迹，二是乔羽的心路历程。足迹要靠我写出来、描绘出来，心路要靠乔羽说出来。它们互相依存，互为印证，相得益彰，这样一来，读者阅读将更加方便。大凡读过《不醉》的人，都会有一种轻松愉快、生动有趣的感觉。
　　主持人：唐老师，你作为《不醉》的责任编辑，在编辑的过程中感觉《不醉》有哪些章节、情节写得好？
　　唐得阳：我是先读为快的人， 30多万的书稿读起来居然觉得不长，有些地方让人流连难释，看了一遍，还想再看一遍，有一种想随手抄录下来的欲望。有些地方看着看着让人哈哈大笑，有些地方又潸然泪下。总的感觉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感到首次披露的东西相当丰富，让人不仅耳目一新，而且大受震撼。比如乔羽与周恩来总理在一起的“两个月”，很多细节还是第一次披露，相当新颖感人。再比如乔羽的家庭身世，从他爷爷起至今，非乔家人难以细述，确实是鲜为人知。还有乔羽的二哥二嫂的悲惨故事，都是催人泪下的。这些内容故事性很强，许多细节出人意外。二是乔羽的人生历程、创作历程、心路历程交叉、交融得相当完美，一个活脱脱的乔羽跃然纸上，不但十分可信，也十分可爱，更十分可敬。三是乔羽的人缘、乔羽的交友故事引人入胜，读后让人回味不已。比如他与郭兰英、王昆、李谷一、萧乾、郑律成、苏里等一大批艺术家友情交往等鲜为人知的故事，更多的是乔羽与普通人交朋友的故事，非常感人。乔羽始终不变的平民情怀，促成了他作为人民艺术家的成就和风格。三是全书共14章，每一章里的“不醉不说”部分相当精彩。四是230多张照片，从乔羽12岁到今天的，都相当珍贵，使这部书图文并茂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有阅读价值，也有收藏价值。五是乔羽的许多经典作品的创作背景和故事堪称一绝。人们只知道《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思念》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对作品背后的故事了解甚少。这部书详尽地披露这些东西，读来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六是乔羽的一些笑话段子让人捧腹。七是这部书不仅在结构上匠心独具，在写作走向上也特别耐人寻味，很有意思。与其他人物传记最大的不同就是，作者不是把乔羽往名人的份上写，而是越写越是普通人、凡人，正应了乔羽先生那句著名的歌词：“牛鬼蛇神倒比那正人君子更可爱。”再一个不是把乔羽往老了写，人物传记大都是从童年写到老年。而《不醉》却是越写越“年轻”。到写他70多岁去深圳那一章时，作者干脆就用了“我们永远是孩子”的标题。把乔羽晚年历经沧桑岁月之后的稚气、童心、童趣依然写出来了。这种写作创意，既符合实际，又高于实际，而一般的传记作家都不会这样来写。看来作者是有意强化乔羽的童心不老的。
　　主持人：今天就传记文学创作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我们围绕周长行的《不醉》展开的讨论，不仅得趣，而且有益。周长行的《不醉不说》经团结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样的讨论关系着中国传记文学何去何从，将会给包括周长行在内的致力于传记文学创新的传记作者带来不少启示。我们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创造更多这样的机会，用更贴近实际与时代的理性思索，共同营造传记文学创作的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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