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于死生之间的 摆渡人

奔波于死生之间的“摆渡人”
    冲刺48小时
    “下一步的关键是医生对病情的判断，还有家属是否接受。”吴秀芝说，此后主治医生的诊断介绍，也是家属能否认同器官捐献的重要原因。
    抢救没能挽回生命，医生判断男孩已经进入脑死亡状态。悲痛的父母表达了捐献器官的意愿，他们希望能在他人的身上看到儿子的存在。
    7月5日凌晨5时，长沙铁路医院的医生来电，另一位患者家属有意捐献器官。
    新的捐赠者是一位来自四川的患者，乘坐火车经过长沙时突然脑出血。7月2日收到讯息后，吴秀芝来到医院与患者家属联系，对病况进行评估后，经过多次沟通，得到了家属的理解。
    7月5日凌晨，这位患者病情恶化宣告不治。来不及吃早饭的吴秀芝驱车直奔医院，在市红十字会的指导下，协调各个医院部门，签证文件收集资料，联系本院医生来进行手术。
    这次捐献的肝脏和眼角膜，可以让一名肝病患者有复生的希望，两人重见光明。
    让吴秀芝欣慰的是，在送她上车时，器官捐赠者的家属含泪向她致谢，“快回去休息吧，你们是真的把这当成了事业的人！”
    “人家刚奉献了大爱，却还在关心你，一下子存在感暴增。”吴秀芝说，她简单吃了个中饭就赶到另一家医院，对那个男孩的病况做跟踪、评估，并预先联系好前期的工作安排，直到深夜才回家。
    第二天一觉醒来，吴秀芝又立即赶到这家医院，将上一个捐献者的“功课”几乎重复了一遍。直到7月7日凌晨3时，那个脑出血的男孩被送进手术室。男孩的肝脏捐给了两名患者，加上肾脏和眼角膜，6个人的生命由此焕发新生。
    回到家中，拖着一身疲惫的吴秀芝在父母怜爱的目光中倒床就睡。
    马望宗和同事驱车疾驰而去，在凌晨3时左右与家属见面。
    “我当时一头雾水，但记得这个工人是独子，没有兄弟，心里便怀疑有诈。”身材壮实的马望宗一边将门打开一条缝，一边用脚死死顶住门沿，大声与对方沟通。
    一番对话后，他才明白——来的是包工头一行人，他们担心伤者父母喊来律师要赔偿加价，于是带人过来闹事。得知真相后，这伙人才悻悻离去。
    “以前人们的认识没有这么清楚，甚至还有误解。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民众知晓和理解的也越来越多。”7月8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OPO负责人郭勇介绍说，目前他们科室10人，8人分别跑各个片区。除他之外，一人为85后，其余都是90后。这些年来，在两代中青OPO工作者的努力下，完成了800多例器官捐献工作，挽救的病人约为2500人，占湖南省内总捐献数的三分之一。
    郭勇回忆，当年他是跟随博士生导师、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彭龙开教授开始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由于民众不解，遇上吐口水、打人的情况并不罕见。
    2012年左右，刚满30岁的他闻讯赶到一家医院与伤者妻子协商器官捐献之事。正在悲痛中的妻子闻知来意后，盯着他看了一会，称她去商量下就回，让郭勇就地等候。
    结果几分钟后，迎来的却是七八个气势汹汹的壮汉，口中嚷嚷着要教训那个“搞器官的”。亏得他反应快，飞速跑开才得以幸免。
    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该院OPO开创者彭龙开说，2010年全国有10个省份开始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之后名单里添加了湖南。2011年湖南做了第一例，2012年做了7例。当时，这在民众心里产生了震动和冲击。
    “那是一个肝脏损伤的患者，他去世后捐献了一对肾脏。当时记得，捐献与需求几乎是1∶200。”他回想，当时有些患者经济条件不好的，或者轮候不到的，就直接放弃了生的希望。
    捐献与需求的巨大落差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2015年1月16日，知名歌手姚贝娜因病去世。她弥留之际提出，把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出去。姚贝娜的大爱之举为4名患者带去光明，被媒体广为报道，这项“让生命接力前行”的事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2019年5月21日，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淳口镇高田村，88位村民做了一个刷新传统丧葬观念的决定——集体签署志愿书，在去世后捐献遗体器官。
    “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如果能救别人，何乐不为？”时年56岁的高田村村民朱际葵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妻子周世贵和儿子朱涛也在一旁填表，签下遗体器官自愿捐献协议。
    2020年5月，本该参加当年高考的湖南女孩薇薇不幸查出伯基特淋巴瘤晚期，原本温馨的家庭瞬间冰冷。弥留之际，女孩却想着尽最后的力量回馈温暖过她的世界，让母亲在她去世后将其遗体捐献。薇薇去世的第二天凌晨，母亲同意了遗体捐献。她说，那一刻想起了女儿坚定的眼神，更想让女儿走得有价值。
    据悉，截至2021年7月15日，全国已有3557022人登记捐献人体器官。截至今年6月30日，累计实现捐献35030例，捐献器官103293个。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关于生命与希望的温暖故事。
    让人感动的除了生命重生还有人性光辉
    他说，国家法律规定，当患者心、脑死亡时才能做器官捐献。而依照流程，患者的临床医生确定病人无法拯救后告知患者家属时，有些医生会在之后征求家属意见。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没有临床医生和主任、分管院领导的支持，从我们的数据来看，没有一例可以成功。”郭勇说，这是因为在接受治疗时，患者家属与医生会产生紧密联系和信任。没有医生的推荐，作为“外人”的协调员不会得到家属的理解，何况当时家属往往正处于最痛苦的时刻。
    按照目前的法规，诊疗医生和医院几乎是无偿地支持这一事业，却会给他们带来不少的烦恼：原本可以离开医院的患者要继续留到重症监护室，一天几千上万元的费用，对患者家属也是负担。而管床的医生和护士要继续监护，新的病人进不来……
    最让医生头痛的是，万一有其他因素家属闹事，麻烦更是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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